你跟赵一曼说：别打鬼子了，要丢命的。

你跟贪官说：别贪了，要杀头的。

有用吗？

没用。

每个人都活在自己的价值观里，我也一样，我就这德行，只能这副德行活，由不得自己。”

老九问：“你啥德行”

叶子农说：“我认为，认同马克思主义的人与不认同马克思主义的人，都可以自由地走在柏林的大街上，因为马克思主义不是极端主义，不是恐怖主义，不是歪说、邪教，是社会科学，是社会发展规律的发现和解释，是认识事物的方法，是讲因果、讲实事求是。

如果因为认同马克思主义就得被吓得缩起来，我会觉得羞耻。

这不是跟谁斗争，这只是我对这个事物的态度，如果这个态度必须得以支付生命为条件，那就支付好了。

所以说，也不赶快也不赶慢。

赶快，是被极端主义吓倒了，揣上个这心病过日子，那还过个啥劲呢？

赶慢，是成心去找死，咱干吗非跟活过不去呢？

咱不是找死的也不是找活的，咱是过平常日子的。

再往大点说，咱不是过好的也不是过坏的，咱是过条件可能的，包括了价值观的这个条件。”

老九说：“那还是没排除危险嘛”

叶子农说：“我不否认有一定概率的危险，但是也别放大了。

人类死于交通意外和不良嗜好的数字要远远大于谋杀，人就不生活了？

危险不是来自民主、爱国，而是来自打着各种漂亮旗号的极端主义。

不管是民主的极端主义还是爱国的极端主义，不管是种族的极端主义还是宗教的极端主义，都是极端主义。

极端主义就是欧洲独有的吗？

不是嘛，只要是有人的地方就有可能有极端的人、极端的事。”

老九沉默了，他无法否定叶子农的观点，也就无从说服叶子农。

老九并不知道布兰迪曾经用过一句话评价叶子农：你是我见过的最有头脑的傻瓜。

但是此时此刻，他心里想说的正是这句话。

他从叶子农身上感到了一种精神，一种气场，却又说不清，道不明。

叶子农说：“九哥，你硬要耗着，我也赶不走你，但是耗着没有意义，咱们之间起码的尊重总得有吧。

你来了，心到了，兄弟心里已经温暖了。”

老九沉默了很久，明知无望却又无法放弃……终于说：“好吧，我走。

你把你的笔记交给我带走，所有的，放到北京保管。”

叶子农笑了笑，说：“九哥，咱得弄明白一件事，咱是看客，不是实践者，坐在观众席上说三道四总比实干来得简单。

那些笔记只是个人认识的形成过程，很个人的东西，没你想的那么重要。”

老九说：“重不重要我不懂，我就是留个证据证明你是什么人，你不反对民主，也不是汉奸。

你连遗嘱都写了，我也就不避讳啥了，我这也是预备万一。”

叶子农说：“现在是敏感期，本来没事，你这一带就有可能被海关歧读了，只要被歧读就会被放大，媒体一炒又成了政治事件，你说你是帮我呢？

还是给我找事呢？

老九一听，语塞了，他也不能完全排除这种可能。

叶子农想了想，说：“本来我是听天由命了，九哥既然来了，那就帮我个忙吧。”

老九问：“哈忙”

叶子农说：“我把东西寄到北京，你去取，怎么保管随你了。

我觉得当局不会再给我延续居留，提前打理自己的东西，这很正常。

我邮寄自己的东西没事，你单独携带是非人物的有明显政治色彩的东西，就可能有事。”老九点点头说：“嗯，有道理。”

叶子农说：“我要没事，这些东西对我个人很重要，咱就这点嗜好。

万一有事了，这些东西就由你处置，销毁可以，你愿意保存也可以，但是有个原则：不能公开。”

老九不解了，说：“为啥不能公开？

不公开怎么证明你？

汉奸，反民主，这是多臭的名声啊，人都没了还背个臭名？”

叶子农说：“于公于私，都不能公开。”

老九则说：“于公于私，都应该公开。”

叶子农说：“于公说，经过部长事件这么一折腾，那个叫叶子农的人俨然已经是理论专家了，专家有影响力，就不能像普通人那样说完就算了，就得有点社会担当了。

问题是那些碎纸片的文字仅仅是我的个人认识，或者说仅仅是我的认识能力所能认识的，对错咱都自己揣着，不妨碍谁。

一公开就不同了，多少都有点影响性，而咱的观点未必是对的，或者在某一点上是对的，放到宏观大得失上就可能是错的。

我还是那个观点，坐在观众席上说三道四总比实干来得简单。

要知道大多数人的价值观都是在舆论引导下完成的，大众不可能个个都具备独立、精透的辨别能力。

咱既然被扣了个专家的帽子，就不能随便说话了，咱既不能干扰正确的，也不能误导认识能力比咱还不如的，这是一个能被称为专家的人起码的社会良心。

如果是听天由命，那我身后的事是不可控的，我没办法。

如果你九哥肯帮忙，那就是可控的性质了，就得控制。

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个人臭不臭名的还算个啥”

老九问：“那于私呢”

叶子农说：“于私说，你把这些碎纸片抖出去，没人理睬还好，一旦有人理睬，你就算把兄弟扔进长矛大刀的圈子了，愤青骂、反对的骂，只要是看你观点不顺眼的都会骂，你说俺这人都没了你还不让俺清静清静。”

老九沉默了，沉默了很久……终于又拿起那份遗嘱，说：“你要么把这个撕了，要么重写。

不是俺心地歹毒，你就写了一行字，写给谁呢”

叶子农说：“这么有违习俗的事写给谁合适啊？

谁赶上算谁的。”

老九说：“就算真有事，连块墓地都不留，要那么绝吗？”

叶子农笑着说：“都挺忙的，不来吧显得不仗义，来吧你说有啥好看的？

你不弄束花我也知道你惦记我。

你又能管我几年？

将来没人管了，俺这荒凄凄的更可怜。”

两人正在谈遗嘱和笔记的事，忽然听见门铃响了。

叶子农走过去拿起话筒，用德语问：“谁呀”

来人讲的是纯正北京话：“我们不是记者，是民主联盟的，找你有事。”

叶子农就用普通话回答：“家里有客人，请改天吧。”

来人说：“我们可以在下面等，就几句话的事。”

叶子农想了想，还是打开了单元门。

不大会儿，随着上楼梯的脚步声越来越近，叶子农把房门也打开，等着来访者。

来了两个人，一个4多岁的样子，瘦瘦的，戴副眼镜。

一个多岁的模样，身材比较健壮，皮肤略黑一些，也戴着一副眼镜。

年龄大点的这人一见面就介绍道：“我是张立波，大学教授，之前在北京就职。

这位是郑楠，之前在北京读大三。”然后看看老九，问，“这位是……”

叶子农说：“朋友，来看房的。”

张立波问：“要处理房子吗？”

叶子农说：“居留还有几个月就到期了，该打理的打理一下。”

长立波说：“如果你能有一个正确的表态，我认为续签的可能还是很大的。”叶子农拿出两个塑料凳子摆上，说：“坐吧。

找我有什么事”

张立波看了一眼凳子，说：“不坐了，站着说吧，就几句话。”

这时郑楠以严厉的语气说：“哎，我说，你以为你是谁呀，让联盟给你道歉”

房间里的气氛从这一刻起骤然变得紧张起来。

叶子农看了看郑楠，说：“我要有那权力，轮不到您能这样跟我说话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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