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两书是指《高宗圣政》、《孝宗圣政》。

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5《典故类》曰：“《高宗圣政》五十卷[7]、《孝宗圣政》五十卷，乾道、淳熙中所修，皆有御制序此二帙，书坊钞节，以便举子应用之储者也。”

《宋史·陈居仁传》云：“诏修《高宗圣政》，妙选僚属，与范成大并充检讨官。”

可知，《中兴两朝圣政》虽系民间“书坊钞节”

之书，但所据《高宗圣政》则是标准的官修史籍，其作者为范成大、陈居仁，系宋孝宗时所修。

《中兴两朝圣政》在记述此事时，引用“留正等曰”

。

留正淳熙末年、绍熙年间官至宰相，他们仍不愿指出宋太宗《戒石铭》的来源，仅称：告诫官员“以虐民欺天为戒，悉心于爱民”

，“此太宗皇帝制铭之深意。”

[8]较早正视其事的是汪应辰和洪迈。

汪应辰在乾道元年至四年（1165－1168）曾任四川制置使、知成都府，他在抄录孟昶著《官箴》之后，接著说：“右蜀主孟昶之文也。

太宗皇帝摘其中数语，曰：‘尔俸尔禄，民膏民脂。

下民易虐，上天难欺。

’圣意至深远也。”

并强调：“愚恐岁月浸久，而莫详〈戒石铭〉之所自者，故书昶所著全文而识其事云。”

[9]洪迈在其开始流传于乾道、淳熙年间的《容斋随笔》一书中指出：宋太宗采用“夺胎换骨法”

，将“语言皆不工”

的《官箴》改造为“言简理尽”

的《戒石铭》。

并称赞“（孟）昶区区爱民之心，在五季诸僣伪之君为可称也。”

[10]南宋中期以后，“莫详〈戒石铭〉之所自者”

终于成为过去，宋太宗《戒石铭》源于孟昶著《官箴》已成为无法掩盖的公认的事实。

扈仲荣等所编《成都文类》卷48《箴》收录此文，庆元三年至五年（1197－1199）任四川制置使、知成都府的袁说友为此书作《序》。

《四库全书总目·史部·载记类》明确指出：“今世官署戒石所刻“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苍难欺”

四语，自宋代以黄庭坚书颁行州县者，实摘录孟昶广政四年所制《官箴》中语。”

第三，孟昶对官员的告诫并不仅仅停留在口头上，而是部分加以施行。

他所任用的御史中丞杨昭俭便尽力贯彻其反腐倡廉的意图。

宋人马永易《实宾录》卷8《杨雕》称：“伪蜀杨昭俭仕孟昶，为御史中丞，击搏权贵，正色当官，时号‘杨雕’。”

人们往往将孟昶与李煜相提并论，其实孟昶在政治上并不缠缠绵绵，而是敢作敢为。

如张业因有功于后蜀而官至司空兼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后又加司空兼判度支。

此人“性豪侈，强市人田宅，藏匿亡命于私第，置狱，系负债者或历年，至有庾死者。”

对于这个位高权重的贪腐高官，孟昶仍严惩不贷。

史载，“（张）业入朝，蜀主命壮士就都堂击杀之，下诏暴其罪，籍没其家。”

[11]又如申贵历任昌（治今重庆大足）、渝（治今重庆市渝中区）、文（治今甘肃文县西）、眉（治今四川眉山）四州刺史，他所在“残虐聚敛”

，孟昶将其“下狱”

，并“赐死”

。

“人皆相贺”

。

[12]与孟昶的反腐倡廉举措有关，后蜀也不乏廉吏。

如后蜀的元老重臣、官至守司徒、平章事、判三司的赵季良便受到蜀地民众的爱戴。

史载，他“性宽厚，居常无喜愠之色。”

“所上遗表言不及私，蜀人韪之。”

[13]又如保宁军节度使张公铎“为政严猛，僚吏畏惮民。

时承前蜀之弊，狱讼繁多，案牍堆积。

公铎量其所犯，随意裁决，无不称当，在任六年，民被其惠。”

[14]总之，确如杨伟立先生在《前蜀后蜀史》中所说：“孟昶的政绩，主要在整顿吏治方面，所以后蜀吏治比前蜀修明。”

[15] [1]陶宗仪：《说郛》卷17《野人闲话·序》，商务印书馆本。

[2]吴任臣：《十国春秋》卷56《后蜀九·景焕传》，徐敏霞、周莹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

[3]《说郛》卷17《野人闲话·颁令箴》。

[4]王明清：《挥麈录·余话》卷1《景焕述野人闲话》，上海：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91年。

[5]《说郛》卷17《野人闲话·颁令箴》。

[6]《蜀梼杌校笺》卷4《后蜀后主》。

[7]《宋史》卷203《艺文志二·故事类》著录“《高宗圣政》六十卷”

，与《直斋书录解题》所载卷次不同。

[8]《中兴两朝圣政》卷11绍兴二年六月癸巳引“留正等曰”

。

[9]汪应辰：《文定集》卷10《题跋·记〈戒石铭〉》，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0]洪迈：《容斋随笔》续笔卷1《戒石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

[11]司马光：《资治通鉴》卷288后汉高祖乾祐元年七月甲子，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

[12]《蜀梼杌校笺》卷4《后蜀后主》。

[13]路振：《九国志》卷7《后蜀·赵季良传》，宛委别藏本。

[14]《九国志》卷7《后蜀·张公铎传》。

[15]《前蜀后蜀史》第147页。

三、民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孟昶作为蜀地的“四十年偏霸之主”

，[1]蜀地民众对孟昶的态度不失为判断孟昶形象问题的重要依据。

北宋前期，蜀地的人心不倾向宋朝，而倾向于后蜀。

前蜀降后唐、后蜀降北宋的降表均为宰相李昊所作。

《蜀梼杌》载：“蜀人鄙其所为，夜书其门曰：‘世修降表李家’。”

[2]有的记载还嫌如此记述还不足以表达蜀人对李昊的愤懑，采用了“蜀人愤之”

、“见者哂之”

[3]等词句。

无论此事是当时的实情，还是后人的追述，都足以反映当时蜀地民众的人心向背。

蜀地民众拥戴孟昶的佐证，还可举出以下两条。

第一，孟昶归降宋朝，离成都赴开封时的送行队伍相当浩大。

《蜀梼杌》卷4《后蜀后主》载：“（孟）昶之行，万民拥道，哭声动地，昶以袂掩面而哭。

自二江至眉州，沿路百姓恸绝者数百人。”

邵伯温《邵氏闻见录》卷1亦载：“（孟）昶治蜀有恩，国人哭送之。

至犍为县别去，其地因号曰：‘蜀王滩’。”

“蜀王滩”

又作“哭王滩”

，一说其地不在犍为（今属四川），而在眉州（治今四川眉山）“州城东南”

。

李贤等《明一统志》卷71《眉州·山川·哭王滩》称：“（孟）昶治蜀有恩，国人哭送至此，因名。”

[4]据此，清人吴任臣在其《十国春秋》中对孟昶荒淫的传统说法深表怀疑：“藉非慈惠素著，亦何以深入人心如此哉？

迹其生平行事，劝农恤刑，肇兴文教，孜孜求治，与民休息，要未必如王衍荒淫之甚也。”

[5]晚清蜀中志士杨锐题诗一首，咏叹此事：“全家万里去朝天，白马千官更执鞭。

痛哭国人怀旧德，蜀王滩下送归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