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锦里耆旧传》成书早于《蜀梼杌》。

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7《传记类》称：“开宝三年（970），秘书丞刘蔚知荣州（治今四川荣县）得此传，其词芜秽，请（句）延庆修之，改曰《成都理乱记》。”

《四库全书总目》指出：“书中于后蜀主多所称美，疑出蜀人之词。

孟昶时有校书郎、华阳（即今四川成都）句中正者，后入宋为屯田郎中延庆疑即其族。”

[16]朱彝尊《曝书亭集·续锦里耆旧传跋》进而断言：“延庆，字昌裔，成都人。”

[17]《锦里耆旧传》确实“于后蜀主多所称美”

，诸如“边陲无扰，百姓*”

，“时平俗阜”

等等。

并借他人之口，颂扬后蜀“被山带江，足食足兵，实天下之强国也”

；后蜀主“本仁祖义，允文允武，乃天下之贤主也。”

[18]《蜀梼杌》同样称颂“（孟）昶幼聪悟才辨，自袭位，颇勤于政，边境不耸，国内阜安。”

[19]可见，“蜀人之词”

与官方之语确实大不相同。

按照北宋无名氏《五国故事》的记载，孟昶绝非奢侈、荒淫之君，而是节俭、仁慈之君。

《五国故事》卷下载：孟昶“寝处惟紫罗帐、紫碧绫帷褥而已，无加锦绣之饰。

至于盥漱之具，亦但用银，兼以黑漆木器耳。

每决死刑，多所矜减。”

《五国故事》虽非“蜀人之词”

，但它作为民间私史，所载史实与官方国史相左。

某些具体史事，甚至截然相反。

如《新五代史》指责孟昶“好打球走马”

，而《五国故事》则称：“昶后体重，遂不乘马。

内厩惟饲一打球马，而久不按习，亦不堪乘跨。”

[20]总之，北宋时期，孟昶在民间记述与官方文献中确实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形象。

[1]曾慥编：《类说》卷19《三朝圣政录·宝装溺器》，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欧阳修：《新五代史》，卷64《后蜀世家·孟知祥附子昶》，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

[3]王应麟：《玉海》卷49《艺文·政要宝训（圣政）》，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年。

[4]韩琦：《安阳集》卷22《三朝圣政录·序》，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5]石介：《徂徕石先生文集》卷18《三朝圣政录序》，陈植锷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

[6]晁以道：《景迂生集》卷1《奏议·元符三年应诏封事》，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7]欧阳修：《欧阳文忠公文集·奏议》卷12《论史馆日历状》，四部丛刊本。

[8]《宋史》卷319《欧阳修传》，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

[9]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卷5《正史类·五代史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

[10]《新五代史》卷64《后蜀世家·孟知祥附子昶》。

[11]关于两朝国史的编修情况，可参看蔡崇榜：《宋代修史制度研究》，台北：文津出版社，1991年，第117－121页。

[12]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4开宝六年四年四月戊申、卷15开宝七年闰十月甲子，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

[13]《旧五代史》卷136《僭伪传三·孟知祥传附昶》。

[14]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66《史部·载记类》，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

[15]张唐英原著、王文才、王炎校笺《蜀梼杌校笺·序》，成都：巴蜀书社，1999年。

[16]《四库全书总目》卷66《史部·载记类》。

[17]朱彝尊：《曝书亭集》卷44《跋三·续锦里耆旧传跋》，四部丛刊本。

[18]句延庆：《锦里耆旧传》卷3，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9]《蜀梼杌校笺》卷4《后蜀后主》。

[20]不著撰人：《五国故事》卷下，见《说库》，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年。

二、孟昶《官箴》确有其事 称孟昶为明君，节俭、仁慈还在其次，其最为确切的例证莫过于他所著的《官箴》。

孟昶《官箴》的精彩之处不外16个字：“尔俸尔禄，民膏民脂。”

“下民易虐，上天难欺。”

强调不是官员养活百姓，而是百姓养活官吏。

换言之，即官员并非百姓父母，百姓才是官员的衣食父母。

传统时代的君主就有这样的认识，实可称为亲民君主。

即使停留在口头上，仍然较为难得。

可是对于孟昶著《官箴》，北宋官修、半官修史籍竭力加以掩盖。

关于此事，有以下三点需要指出。

第一，在现存北宋著述中，孟昶《官箴》首见于北宋初年蜀地士人景焕所著《野人闲话》。

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11《小说家类》称：“《野人闲话》五卷，成都景焕撰，记孟蜀时事，乾德三年（965）序。”

其自序曰：“野人者，成都景焕，山野之人也。”

[1]其实，他是一位博雅之士。

陶谷《清异录》卷4《文用·副墨子》云：“蜀人景焕，博雅士也，志尚静隐，卜筑玉垒山，茅堂花榭，足以自娱。”

黄休复《茅亭客话》卷9《景山人》称：“玉垒山人景焕，有文艺，善画龙，涉猎经史。”

郭若虚《图画见闻志》卷6《近事·应天三绝》载：“处士景焕，一名朴，善画。

焕与翰林学士欧阳炯为忘形之友。”

清人吴任臣《十国春秋》依据各种资料，作《景焕传》。

[2]但其生卒年不可考，只知其为后蜀、宋初人。

景焕称：孟昶“承（高）祖纂业，性多明敏，以孝慈仁义，在位三纪已来，尊儒尚道，贵农贱商”

；[3]“能文章，好博览，知兴亡，有诗才”

；“开献纳院，创贡举场，不十余年，山西潭隐者俱起，肃肃多士，赳赳武夫，亦一方之盛事。”

[4]总之，在景焕笔下，孟昶是位难得的明君。

《野人闲话》五卷，如今仅存数则。

现存《野人闲话·颁令箴》称：“蜀主能文章，尝为箴诫，颁诸字子，各令刊刻于坐隅，谓之班令。”

其《官箴》云：“朕念赤子，旰食宵衣。

托之令长，抚养惠绥。

……”

[5]凡24句。

张唐英《蜀梼杌》将“（孟）昶著《官箴》，颁于郡国”

一事系于广政四年（941）五月，所载《官箴》24句与前引文字略有出入，但“尔俸尔禄，民膏民脂”

，“下民易虐，上天难欺”

这16字完全相同。

《蜀梼杌》同时又记载，孟昶谴责因荒淫而亡国的前蜀后主：“王衍浮薄，而好轻艳之辞，朕不为也。”

并称赞孟昶“好学，凡为文皆本于理。”

[6] 第二，对于孟昶著《官箴》，北宋官修、半官修史籍始终讳莫如深。

为掩盖此事，甚至将宋太宗《戒石铭》也略而不载。

在《宋史》中便既无孟昶著《官箴》，又无宋太宗《戒石铭》的记载。

前文也说，《宋史》源出宋朝国史，足以体现宋朝官方立场。

官修史籍有关于宋太宗《戒石铭》的记载始见于南宋前期。

无名氏《中兴两朝圣政》卷11载，绍兴二年（1132）六月“癸巳，颁黄庭坚所书太宗御制《戒石铭》于郡县，命长吏刻之庭石，置之坐右。”

《四库未收书目提要》指出：《中兴两朝圣政》“汇合两书而冠以‘中兴两朝’之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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