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凡此种种，莫不表明秦国对劳动力的榨取之精细严密。

秦二世胡亥统治时，赋税超过农民收入的2/3；引发了陈胜吴广大起义，秦代建国15年即亡国。

《汉书.

食货志》记载了战国初期魏文侯的相国李悝所算的一笔农民收支帐，农夫一家5口，耕田100亩，平均每亩收粮1.

5石，共收150石。

除去十分之一的租税15石，余135石。

每人每月平均吃粮1.

5石，全家共吃90石，余45石。

每石卖钱30文，共得钱1350文。

除去祭祀、庙会用钱300文，余钱1050文，每人穿衣用钱300文，全家共用1500文，还差450文。

加上妇女纺织和饲养家畜的收益，全家收支平衡，略有盈余。

秦朝的人民生活水平，有两句话可证：“服囚犯之衣，食犬彘之食。”

西汉景帝时的大臣晁错，叙述汉文帝在位时的农民生活状况，也算了一笔帐：农夫一家5口，其中应服徭役的壮男至少2人，一年有几个月不能在家劳动。

一家种田不过100亩，收获不过100石。

还有送往迎来，吊丧、疾病、养育儿女。

一遇灾荒和急征暴敛，就要贱卖农产品和借高利贷，最后只好卖田宅卖子孙来还债。

西汉“文景之治”

是中国历史上的盛世，农民的生活还不如战国初期，负担比周朝高20倍的秦始皇时代的农民，生活水平就更加低得不可思议了。

“近几十年由于秦简出土，大家对秦的奴隶制有了新的认识，如奴隶在当时是大量存在的，并不像有些人所说的仅是残余而已。

从秦简得知，即使在百姓、士伍之类的平民家中，也拥有数量不等的臣妾；官吏、富人家中就更多。

而且臣妾也并非仅从事于家务劳动，简文中明确表示，有的臣妾要从事于‘田作’，若他们骄悍不从主命，还会受到国法的制裁。

官府也有不少的奴隶，有部分奴隶和私家臣妾一样，也要从事农业劳动。

秦不仅有很多奴隶，而且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在田野上服役的。

西汉在经济上和秦有很大的连续性，所以农业中也大量地使用奴隶劳动，而且有关的史料比秦更多。

《史记.

季布传》说到的‘田事问此奴’，是西汉早期农业中使用奴隶的一条重要证据。

实际上这种现象在当时非常普遍，特别是1975年左右湖北江陵凤凰山汉墓中所出的竹简，提供了有关这方面的一些具有说服力的材料。

如第八、九、一六八号等座墓中所出的竹简，其中既有奴婢的名册，有的注明：‘耕大奴四人’，或是：‘田者男女各四人，大奴大婢各四人’，‘小奴一人，持臿’，等等。

有些竹简上还标明奴婢所从事的各种具体职务，有侍、养、谒者、御、牛仆、马仆、田等，田当然是指种田，即《季布传》所说的‘田事’。

从事于田的奴婢还有更细的分工，简文中的这些田事奴婢，表明他（她）们和侍、御等不同，乃是一批专职的种田奴隶。

古代虽有男耕女织的传统，但西汉时女奴也被驱使于田地之上，只是以往所不知的事实，因为在文献中从未提到过。

尽管女奴也和男奴一样用于耕作，但男女之间似乎还有分工，如男奴一般是‘操臿’，操锄者也有，并不多见，而女奴都是操锄。

凤凰山竹简中所记每家拥有生产奴婢人数不算多，这和当时社会经济某些特点有很大关系。

因为每家拥有奴隶的多少，主要由占有土地多少所决定。

从战国开始，虽然土地也渐渐变为一种能买卖的商品，但并不普遍，土地兼并引起人们重视始于武帝时。

到西汉末东汉初，土地兼并比武帝时更严重。

西汉晚期，张禹有田四百余顷，同时的庶民阴子方有田七百余顷。

樊重也是平民，他广开土田三百余顷。

垦殖这些田地的自然是奴隶：‘课役僮隶，各得其宜，而财利岁倍’。

从王莽的‘王田’到刘秀的“度田’，对抑制土地兼并都无济于事。

……《后汉书.

第五伦传》说第五伦，‘免归田里，身自耕。

’《东观汉记》则说：‘伦免官归田里，躬与奴共发棘田种麦。

尝与奴载盐，北至太原贩卖。

’东汉民间大量使用奴隶劳力与农耕，在地下出土的实物材料中也可看出，如四川东汉墓常出土持臿和持锄的陶俑。

东汉时农业生产的特点是大农庄式的多种经营，由于土地更加集中，土地上的奴隶人数也同步增长。

特别是从东汉起，随着私有权的进一步发展，拥有田地之家析产别居的现象日益增多，于是奴婢也和田地一样为家产的组成部分。

张莹的《汉南记》中则以为‘（明帝外戚）阴庆推居第、园田、奴婢、钱悉分与（弟阴）员、（阴）丹。

’东汉时关于田地和奴婢并列在一起的史料，尚有1974年四川郫县所处的一快残碑：‘（奴婢）五人，直（价值）廿万（钱）；牛一头，直万五千。

’‘王岑田[数顷]，直[数]万五千，奴田、奴生、奴多、奴白、奴鼠，并五人[直廿万钱]。

’‘张王田三十[数]亩，质三万。

奴俾、婢意、婢最、奴宜、婢营、奴调、奴利，并[七人，直廿万八千（钱）]’。”

“记述秦代奴隶买卖较具体的材料是云梦秦墓所出的《日书》：‘收日可以入（买）人民、马牛、禾粟。

闭日可以劈决池，入臣徒、马牛它牲。

’‘离日不可以嫁女、娶妻及入（买）人民、畜生’。

‘毋以午（时）出入（卖买）臣妾、马牛，是谓并亡’；‘毋以申（时）出入臣妾、马牛、货财’。

《日书》中所提到的‘人民’即指奴隶而言，‘臣妾’是先秦时期人对奴隶最常用的称谓。

据居延汉简，西汉时小奴一名值一万五千钱，大婢一名值两万。

西汉后期，王褒的《僮约》说一名奴隶值一万五千。

《风俗通》及东汉早期一名男奴值两万。

东汉晚期，郫县所出残碑上所记奴婢价，每名4万钱，这比从西汉到东汉早期的价格为高。”

从战国到两汉，是古代商品经济较为发达的阶段。

到西汉早期，奴隶劳动在手工业、矿冶方面比农业更突出。

西汉末到东汉，工商业致富者减少，大富豪多为大农庄主，密集型的奴隶劳动和大土地结合。

魏晋时期，人数愈多，一家拥有僮奴往往是上千人或上万人。

秦汉时农业中的奴隶劳动虽占很大比重，但同时也存在其他不同身份的劳动者。

范文澜叙述说：汉武帝对外用兵，财用不足，需要更多的奴隶供剥削。

他对一般无市籍的地主，鼓励献出奴婢，按献出奴隶多少，给予终身免徭役或做郎官等待遇。

前111年，汉武帝大规模地没收商贾的田宅、钱财和奴婢，获得数以万万计的钱财。

被没收的奴婢，有些留在本地官田上耕作，有些分发到皇帝的苑囿里养狗马禽兽，并分给水衡、少府、太仆（养马、骡、骆驼）、大司农等各个官府供使用。

《史记.

平准书》载杨可告缗使“商贾中家以上大率破”

，“得民财物以亿计，奴婢以千万数，田大县数百顷，小县百余顷，宅亦如之”

；又说“徒奴婢众，而下河漕渡四百万石，及官自籴乃足”

。

郭沫若据四百万石推算出这次被押往长安的有22万奴婢。

当时的许多奴婢参加了生产，《盐铁论.

散不足篇》说“今县官多畜奴婢，坐禀衣食……黎民昏晨不释事，奴婢垂拱邀游也”

；这说明了奴婢比国家奴隶----农民轻松愉快！

汉元帝时贡禹说，各官府有官奴婢十万余人，良民出租养活他们，每年费钱五六万万。

皇帝同时也是占有十万以上奴婢的大奴隶主。

皇帝占有大量公田河苑空地，使用奴隶远不能开发这些田地，有时用‘假（借）’的形式让贫民垦种，作为皇帝的佃户。

有封地的贵族，收入也分公费和私费奉养两种。

公费是收田租和户赋（每一民户每年纳千二百），供朝见皇帝、祭祀祖先等事的费用。

私费是占有田地、奴婢及征收园池商市税，供贵族私用。

（贵族）无限制地占有田地和奴婢到了西汉后期特别严重，迫使某些感到危险的大官员要求朝廷限田、限奴婢。

前七年，丞相孔光等奏请：王、侯、公主、官吏、人民占有田地不得超过三十顷；占有奴婢：王二百人、侯和公主一百人、关内侯、吏、民三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