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天下午，旅馆的老板娘喊她：“有你的电报！”

林砚愣了一下，现在还有人发电报？

接过一看，上面只有一行字：“速来深圳，张淑敏。”

字迹很潦草，像是写得很急。

林砚的心提了起来，她立刻去邮电所订了去深圳的火车票，然后给陈阳写了封信，告诉他自己找到了张医生的地址，会尽快把消息带回来。

寄完信，她站在镇上的路口，看着夕阳把远处的技校轮廓染成金色。

她突然很想再见陈阳一面，告诉他，那些被封存的秘密，很快就要重见天日了。

但她没有回去。

她知道，有些路必须一个人走，就像陈阳守在技校里的这些年，就像赵磊当年决定站出来的那一刻。

火车启动时，林砚看着窗外倒退的风景，手里紧紧攥着那个银色的盒子。

盒子里的图纸被阳光晒得有些发烫，像是有生命在里面跳动。

她想起相册里 88 级的毕业生们，想起他们在槐树下的合影，想起照片背后那句被磨得模糊的话：“我们的青春，要像机床一样，精准而坚定。”

深圳的夏天比北方更湿热，空气里弥漫着海水的咸味。

林砚按照地址找到那栋老式居民楼时，已经是傍晚了。

楼道里堆着杂物，墙上布满青苔，空气中飘着饭菜的香味。

三楼的门虚掩着，林砚敲了敲门，里面传来一个苍老的声音：“进来吧。”

房间很小，陈设简单，墙上挂着一张黑白照片，照片上的女人穿着白大褂，眼神温柔，旁边站着个穿邮递员制服的男人，笑得很憨厚。

一个头发花白的老太太坐在藤椅上，看见林砚，挣扎着要站起来。

她的脸色很不好，呼吸有些急促，手里拿着一个氧气袋。

“您是张医生？”

林砚扶住她。

老太太点点头，指了指桌上的药盒：“肺癌晚期，没几天了。”

她笑了笑，“跟我家老刘一样的病，大概是当年在医务室吸多了粉尘吧。”

她的目光落在林砚手里的盒子上，“东西带来了？”

林砚把盒子递过去，张淑敏的手抖得厉害，打开盒子的瞬间，她看见那些图纸，突然捂住嘴，哭了起来。

“赵磊这孩子……”

她哽咽着，“当年他总来医务室，说陈阳太闷，让我多劝劝他。

他说他们的发动机一定能拿奖，说要让红星技校出名……”

她拿起那张纸条，看着上面的字迹，眼泪滴在 “王胖子”

三个字上，晕开了一小片墨迹。

“我知道他们要销毁证据，”

张淑敏的声音带着恨意，“爆炸后王科长找过我，让我改病历，说就当是孩子们操作失误。

我没同意，他就威胁我，说要让我儿子在厂里待不下去……”

“那您为什么不站出来？”

林砚问，声音有些发颤。

张淑敏苦笑了一下：“我有儿子要养啊。”

她的眼泪流得更凶了，“我把日志藏起来，把赵磊偷偷塞给我的录音笔收着，以为总有一天能说出来。

可我懦弱了，我怕了……”

她从抽屉里拿出一个铁盒子，里面是一沓上访材料，还有几张照片，照片上的赵磊笑得很灿烂，站在机床前，手里拿着扳手。

“赵家父母当年去找我，我没敢把真相告诉他们。”

张淑敏的声音充满了悔恨，“我对不起那几个孩子，对不起他们的父母……”

林砚看着那些材料，突然明白为什么赵磊要把图纸藏在锅炉房 —— 他早就预料到可能会出事，早就做好了最坏的打算。

“王科长和校长，现在在哪？”

林砚问。

“王胖子前年死了，喝酒喝死的。”

张淑敏说，“校长在海南，听说得了老年痴呆，不认得人了。”

林砚沉默了。

她以为找到张医生就能让真相大白，就能让那些罪恶受到惩罚，可时间已经带走了太多东西，包括追责的可能。

“但这些不能白留着。”

张淑敏突然抓住林砚的手，她的手很凉，“赵磊说过，他们的发动机图纸是最先进的，就算拿不到奖，也要让更多人看到。”

她从铁盒子里拿出一个信封，递给林砚：“这是我托人查的，当年全国技能大赛的评委，现在在上海的一家机械研究所当所长。

你把图纸给他，告诉他，这是红星技校的孩子们做的。”

林砚接过信封，指尖触到里面的信纸，很厚实，像承载着沉甸甸的希望。

“还有这个。”

张淑敏把录音笔和医务室日志放在一起，“交给媒体也好，交给档案馆也好，总要有人知道，有三个孩子不是死于意外，他们是为了真相死的。”

那天晚上，林砚住在张淑敏家的沙发上。

老太太睡着了，呼吸很轻，像一片羽毛落在枕头上。

林砚看着窗外的霓虹灯，想起陈阳在技校屋顶上抽烟的样子，想起赵磊在录音笔里清亮的声音，突然觉得心里某个地方被填满了。

或许真相无法改变过去，无法让死去的人复活，无法让活着的人忘记伤痛。

但真相本身，就是对那些年轻生命的尊重，是他们留在这个世界上的，最响亮的回声。

林砚在上海的机械研究所见到周所长时，他正在看一张泛黄的照片。

照片上的年轻人穿着蓝色工装，站在一台机床前，笑容和赵磊有几分相似。

“这是我师弟，”

周所长指着照片说，“当年也在红星技校，比赵磊他们早几届，可惜后来在工厂事故里没了。”

林砚把图纸递过去，周所长戴上老花镜，一页页翻看着，手指在齿轮结构上轻轻滑动。

“这设计…… 太了不起了。”

他的声音带着惊叹，“二十年前有这水平，完全能拿金奖。”

他翻到最后一页，看见那个小太阳图案，突然红了眼眶：“赵磊这孩子，当年我去技校讲座，他追着我问了一下午问题，眼睛亮得像星星。”

林砚把录音笔和日志交给周所长：“这些是他留下的证据。”

周所长听完录音，看完日志，沉默了很久。

窗外的阳光落在他的白发上，像一层薄雪。

“我会把这些交给相关部门，”

他说，“虽然过了追诉期，但至少要给孩子们一个名分。”

他拿起图纸，眼神坚定：“这个发动机模型，我会让研究所的团队完善它，争取能投入生产。

就用‘红星’命名，让所有人都知道，这是一群技校学生的心血。”

离开研究所时，林砚收到了张淑敏儿子的短信：“母亲凌晨走了，很安详，手里攥着赵磊的校徽。”

林砚站在人来人往的街头，眼泪突然掉了下来。

她想起老太太说 “我懦弱了”

时的样子，想起她最后抓住自己手的力度，突然明白，有些勇气不是一瞬间的爆发，而是在漫长的愧疚里，终于找到的救赎。

她买了回红星镇的火车票，没有直达车，需要转三次车。

在火车上，她给母亲打了个电话，这次接通了。

“你外公的照片里，有个年轻人跟你说的疤脸男人很像。”

母亲的声音带着回忆的温柔，“你外公说，那是他最看好的徒孙，叫陈阳，手特别巧，可惜出了事故……”

林砚握着手机，听母亲絮絮叨叨地说着外公当年的事，说他总觉得对不起那些孩子，退休后每年都去技校旧址看看，直到走不动路。

挂了电话，林砚看着窗外掠过的田野，突然觉得命运像个精密的齿轮，看似散落的零件，其实早就被无形的链条连接在一起。

回到红星镇时，已经是一周后。

林砚租了辆摩托车，沿着那条刚修好的土路，再次驶向那片废弃的厂区。

远远地，她看见教学楼的屋顶上站着一个人，是陈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