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药中问道： “之前有没有接触其他在发烧的孩子？”

妇女有些茫然的摇摇头。

很显然他是没注意到这个。

这时候方言也反应过来，老方这是在找传染源。

“去问问外边的人吧！”

方言对着他指了指外头，这会儿他忙不过来，要不然他也出去找。

方药中点头走到外边，开始询问其他人。

刚走到登记台边，就听见那个穿洗得发白大褂的女医生在跟一个老汉核对信息，声音带着疑惑： “大爷，您说娃发热五天了？”

他脚步一顿，立刻凑了过去。

只见老汉怀里抱着个约莫六岁的女孩，女孩眼皮耷拉着，脸蛋烧得通红，脖颈处的红疹已经有些消退，却留下了淡淡的色素沉着。

“可不是嘛！”

老汉叹着气，指节粗糙的手摩挲着女孩的头发，“五天前早上起来就烧，说喉咙疼，我还以为是夜里着凉了，给她喝了点姜糖水，没管用。

第二天就出了这些小红点，我家那口子急得直哭，找了村里的赤脚医生来看，也说是‘烂喉痧’，给了点草药，喝了还是烧。”

“五天前？”

方药中追问，“具体是哪天早上？

烧起来之前，娃有没有跟别的村的孩子玩过？

或者去老井那边挑过水？”

老汉皱着眉想了想： “就是大前天早上…哦不，是五天前！

头天下午她跟隔壁家的小子去村东头玩，那小子是红荆村的，说要去挑水，喊我家娃跟着去看鱼。

回来晚上就说不舒服，转天就烧起来了。”

“红荆村的小子？

那小子现在怎么样了？”

方药中眼睛一亮，追问得更急。

“不清楚啊。”

老汉摇头，“就那天见过一面，后来听说红荆村也闹这病，我们也不敢串门了。

我家娃烧了四天，昨天开始不怎么烧了，就是没精神，今早听见广播说这儿有大夫，赶紧就来了。”

方药中立刻转向登记的女医生：“把这个记下来！

西坡村，患儿六岁，发热五天，发病前一天与红荆村男童接触，该男童曾去老井挑水。”

他又转头对着老汉道，“大爷，您还记得那红荆村小子叫啥名不？

家住哪儿？”

老汉努力回忆了半天，“好像叫…叫啥来着？

狗蛋？

我记不太清楚了，反正他家就在红荆村井边上住。”

方药中立刻招手喊来戴军帽的男医生： “你赶紧带个人去红荆村，找一个叫狗蛋的男童，家住老井边，问问他是不是也发过烧、出疹子，发病时间是不是比这娃还早！

要是找到了，赶紧带过来！”

“好嘞！”

戴军帽的医生不敢耽搁，立刻拽了个同伴，往停在村口的自行车跑去，那是他们来时骑的，这会儿正好派上用场。

方药中快步走回诊台，对着王玉川和方言说道： “有眉目了。

这女孩发热五天，是目前发现最早的，发病前接触过红荆村的男童，那男童去过老井。

多半是那男童先染了病，传给了这女孩，之后又在两村传开，再加上共用老井，疫情才扩散得这么快。”

王玉川刚给一个疑似病例诊完脉，闻言点头： “这个线索关键。

要是能找到那个叫狗蛋的娃，就能确定传染源是不是跟老井有关，也能顺藤摸瓜找到更多接触者。”

方言正给之前那个重症男孩换降温的湿毛巾，听到这话松了口气： “总算摸到源头的边了。

等找到狗蛋，问清楚他最早发病的时间和接触史，就能彻底厘清传播链了。”

正说着，远处传来自行车的铃铛声，戴军帽的医生骑着车飞快地往回赶，后面跟着个村民，怀里抱着个男孩，男孩脸上的红疹已经消退了大半，却依旧蔫蔫的，正是老汉说的红荆村男童狗蛋。

“方大夫！

王教授！

找到了！”

戴军帽的医生停下车，气喘吁吁地喊，“这就是狗蛋！

他爹娘说他七天前就烧了，出了疹子，现在刚好点！

他说七天前去老井挑水，看见有个外地来的货郎在井边喝水，还跟货郎说了几句话！”

“七天前？

外地货郎？”

方药中和方言对视一眼，都从对方眼里看到了确认的神色，这狗蛋，正是这场聚集性疫情的第一个发病者，而那个外地货郎，极有可能就是最初的传染源。

1978年处于改革开放初期，经济政策尚未完全放开，个体商业仍被严格管控，货郎的活动始终游走在“允许边缘”

与“投机倒把”

的灰色地带。

农村对“针头线脑、发卡纽扣、小百货、针线”

等细碎商品的需求始终存在，而国营供销社和公社代销点往往品类有限、覆盖不足，尤其偏远村落的物资缺口更大。

这种需求催生了货郎的“生存空间”

：他们多以“农闲副业”

形式存在，肩挑货郎担、手摇拨浪鼓，走村串户贩卖小商品。

和城里的黑市商人基本上是一个性质。

甚至可能他们就是一伙儿人。

货郎长途跋涉走村串户，途中依赖村落的水井、池塘取水解渴是常态，如果这个人身上有病毒，他们与村民的交流如问路、兜售商品必然产生近距离接触，而这会儿年农村缺乏基础的防疫认知，一旦货郎携带病原体，极易通过飞沫、接触等途径传播。

到这会儿，方言他们总算是对这个病有些眉目了。

但是货郎这玩意儿如果是毒源那事情就严重了，很可能周围的几个公社都得遭殃。

这时候王玉川已经一拍大腿： “坏了！

去另外一个公社的人，是不是也遇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