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是财富分配的渠道。

投资者通过付费得到股东地身份，就是为了日后分享公司的盈利收入。

如果公司无利可分、无望可求。

它便会失去股东对它的信任和关爱。

倘若这一非典型瘟疫从个别公司蔓延开来，便有可能对整个行业甚至整个股市造成重创。

这不是股市自身之罪，不是监管系统之误，也不是运行机制之过，更不是万千股民之错，病灶恰恰存在于股市赖以生存的基础之中。

如果你有洞穿股市的犀利目光，你就会看到公司盈利正是股市身后那双看不见的手，正是它在默默地主掌着股市的升沉涨落、荣辱兴衰。

缺乏公司盈利增长这一必需的给养，股市就会面临风干与脆折的危险。

眼下地美国股市就是显著一例。

虽然大幅度减税与13度降息刺激了经济的复苏、促进了股市的反弹。

但人们更关注的还是经济成长与公司盈利能否长期提供推动股市持续上涨的强劲动力。

就像是健壮的体魄不是天天靠抗生素维持一样，健康的股市也不能谨是依赖于财政与货币政策地短期效应。

其三，当前的经济状况与预期地公司前景。

经济状况多以现状为基础，根据已公布的政府数据，而股市涨落则更多地反映未来的公司收益，分析师的前景预测可以长达三到五年。

在某些特定的市场环境中，当前地经济状况并非总能与预期地公司盈利保持一致。

这一时间差便会导致经济与股市脱节。

人们对公司前景可能乐观过度，也可能悲观过甚。

这就如同颇具传奇色彩的投资大师彼得•林奇Lynh所言。

众多基金经理地错误乃是将过多精力凝聚在宏观经济层面上。

公司盈利与经济成长之间并不只是一种直观的线性关系或简单的因果关系，而且不同公司对于经济状况的敏感度也不尽相同。

能否成功地剥离出个别公司与经济形势之间的微妙线索，这才是对投资者眼力、功力、耐力的考验和挑战！

九十年代后期的股市泡沫就为此作出了最好的注脚。

人们对于互联网这一新生事物充满了期待与迷信，使之成为泡沫萌生的温床。

加之“普及效应”

、“锁定理论”

以及“新经济学说”

的推波助澜，使人们对公司未来的盈利前景产生了幻想和错觉。

甚至想入非非。

但殊不知。

这种不切实际的市场预期只不过是令人目眩的海市蜃楼而已，既缺乏市场。

也缺乏技术，更缺乏资本。

也难怪其泡沫的破灭会招致全球股市纷纷陷落，使投资者们从南柯一梦中骤然乍醒。

无独有偶，这种经济与股市的背道而驰在美国历史上并不是第一次、也不会是最后一次出现。

1973到1974年间也曾有过异曲同工之妙，而且离散程度还不在此次之下。

道琼斯工业指数不到两年内就狂跌了45%，尽管经济在同期中反而增长了15%，大大超过了此次的7.

7%诚然，当年的通货膨胀率之高也非今日可比。

好在这一阵痛只持续了不到两年便静静地掩入了历史，比此次股市暴挫缩短了半年时间。

当年股市之所以与经济走向大相径庭，其原因就在于当时的中东石油危机使人们瞻念前途、不寒而栗。

眼前的经济增长丝毫化解和掩饰不了人们对公司未来远景的忧心忡忡。

尤其是当时的通货膨胀率高达平均10.

5%，大大削弱了百姓的购买力和公司的利润率。

不少人已经开始为石油价格可能会飙升到100美元一桶而感到寝食难安。

果不其然，全球性的恶性经济衰退到1974年下半年时便悄然而至。

其四，全部的国民经济与局部的上市公司。

经济与股市的不对称性也会促成二者之间的背离。

例如美国的经济结构中包括私营企业PrivateSector与政府机构PublicSector两大类别。

前者约占经济的70%，即上市公司只创造了生产总值的三分之二，而剩余部分则来自于政府机构。

这就造成只具三之二代表性的上市公司不一定总能准确反映整个的国民经济。

当企业与政府的行为趋同时，股市与经济发展如影随形；当二者离散时，其间的差异也不可避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