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四，全部的国民经济与局部的上市公司。

经济与股市的不对称性也会促成二者之间的背离。

例如美国的经济结构中包括私营企业PrivateSector与政府机构PublicSector两大类别。

前者约占经济的70%，即上市公司只创造了生产总值的三分之二，而剩余部分则来自于政府机构。

这就造成只具三之二代表性的上市公司不一定总能准确反映整个的国民经济。

当企业与政府的行为趋同时，股市与经济发展如影随形；当二者离散时，其间的差异也不可避免。

过去三年的风云变幻即为明证之一。

一方面，大批公司企业因库存积压和生产能力过剩而处水深火热之中。

另一方面，联邦与各级政府的财政支出却在急剧扩张，用以反恐和刺激经济成长。

其结果就使得政府投资成为经济的主要支撑力量，这集中反映在联邦政府从巨额盈余到巨额赤字的急剧转折上。

政府支出的大幅增长与私营企业的来重衰退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也铸成了经济与股市之间的强烈反差。

经济的温和成长主要来源于生产总值中由政府投资所创造、而上市公司无法代表的那30%。

所以，近三年来的经济成长只是某种虚幻的假象，它掩盖了众多上市公司四面楚歌的困境与悲凉。

这种经济与股市间的不对称性在中国更为显著。

积极的财政政策使政府投资在过去与年中主导了经济的高速成长，但众多上市公司却未必能够从中直接受益。

据估计，目前非国有控股企业创造了国民生产总值的50%，而且这一比重还在上升。

可是它们在股市中所占有的份额尚不足股市总值的10%。

也就是说经济成长更多的是依赖于政府支出和仍未上市的非国有企业、而并非来源于上市公司。

因此，上市公司和股票市场相对国民经济而言就缺乏足够地覆盖率和代表性，股市自然也就难以全面和准确地反映经济运行。

近年来美国经济的低迷促使制造业与服务业分别采取了两种不同手段来推动收益增长：服务业通过提高价格，制造业则依靠降低成本。

这就导致了价格的变向分化：汽车价格的下降与保险费用的上涨；家具价格的下降与维修费用地上涨；鞋帽价格的下降与球赛门票地上涨；玩具价格的下降与托儿费用的上涨；餐具价格的下降与餐饮价格的上涨；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制造业价格的下跌抵消了服务业费用的上涨。

既同时增加了两类没类型公司的盈利，又化解了通货膨胀滋生的隐忧，可谓是一种“奇妙地和谐”

。

那么制造业何以通过降低成本来增加收益呢？

答案之一就是将产品生产转移到成本低、人才多、条件好的中国大陆。

因此中国在经济危难中拯救了众多的美国公司，成全了美国制造业的转型与重组，对当前美国经济的良好格局起到了重要作用。

而且经济越是不景气，公司削减成本的压力就越大。

迁往中国的公司也就越多。

这就是为什么近年来全球经济低迷地阴影非但没有笼罩到中国大陆，反倒是加速了外国资本向中国的转移。

间接促进了中国经济地发展。

这种通过资本转移来降低成本的经营策略使众多美国公司在经济萧条的漩涡中幸免于难，也使其股票在美国股市中获得了一丝慰藉和一线生机。

然而过于大多数中国上市公司来说，这些不速之客的来临恐怕只是在其身边添加了一个更具竞争力与威协性的庞然大物，自己未必能够亲身贪图到它们所带来地资金、技术、或市场上地优势。

因此，随着资本技术与产品制造向中国的转移，生产成本地降低会使外资公司在本国股市中的所得远远超过中国上市公司在中国股市中获取的利益。

换言之，外资投入所带动的那部分经济增长未必会使中国上市公司乃至中国股市直接受益，二者之间并无等号、或者约等号的关系。

因此，驱动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

如政府投资和外国资本等，未必就一定能够敦促中国股市的上涨。

若用统计学的语言来描述，那就是“经济增长是股市上扬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

。

关键还在于上市公司是否具有国民经济的充分代表性，以及它所构建的传输机制能否正常运作。

这就是国民经济、公司盈利、股票市场三者之间关系的微妙之处所在。

其五，枯燥的经济数据与敏感的投资心理。

经济数据通常只为经济学家和政府官员们所关注，平民百姓并不了解或关心数据背后的真实含义。

而且即使经济多长或少长了一个百分点。

人们往往也无所察觉。

然而，股市却与他们的财富和生活息息相关。

促使他们对股市变化的警觉十分敏感。

自1790年费城股票交易所诞生以来，证券文化与股市传统在美国源远流长、根深蒂固。

加之共同基金今天的社会化与大众化，股市暴跌之所以给投资者带来刻骨铭心之痛也就不足为奇了。

投资者在牛市时通常会将经济数据忘之脑后，将投资风险置之度外。

千奇百怪的学说也会应运而生，为股市泡沫的合理性提供理论依据。

可一旦熊市降临。

人们便会对股市与经济之间的影像反差感慨万分。

当人们纷纷怨股市在过去三年中未能真实反映经济增长时。

他们似乎早已忘却了昔日的股市又曾带给过他们多少温馨的回忆和无限的憧憬。

遥想九十年代后期，有谁关切、甚至在意经济的成长步幅？

投资者就像股市一样扬起了高傲的头颅。

试问。

美国经济何曾有过那斯达克指数在1999年时高达86%的年成长率？

所以，投资者在股市超越经济时是沉醉的，而到股市滞后时却又清醒了。”

赵百川道：“那我们该怎么做，应该注意什么？”

林洛道：“就投资心理学来说，“记忆固化”

是金融投资中最常见的流行病之一。

它使投资者的记忆凝固、硬化，总把股市的历史峰值永久地印刻在大脑皮层深处，将其铸为恒定不变的坐标轴和参考系。

股市泡沫破裂之后，投资者通常都会领悟到投资理念的陶冶与凝练。

并从心底萌生一种如梦初醒之感。

但记忆固化却阻断了人们反思、追索地思维通道。

其实记忆固化并非新奇之事，唐代诗人元积早在1200多年前就留下了“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

的不朽绝句。

处理感情之事是否应当如此，我们姑且不论，但就投资而言，它却是大忌之一。

首先。

记忆固化曾无情扭曲投资者的逻辑思维与市场判别。

如果你把思绪和视野凝聚和锁定在股市的历史峰值上，并总是以此为度量衡来判定股市价位的高低。

那么你就会为障眼法所凝，失去客观、准确的判断能力。

殊不知，顶峰时地股市或许只不过是泡沫期的病态和错觉，暴跌时分寸是其归真反璞地开始。

只有历尽沧桑才能还其本来面目，才能回归于其应有的合理价位。

试问，就纳斯达克综合指数而言，究竟是当年的5000点过高了呢，还是今天的1850点太低了？

其次，记忆固化会使得投资者无法审时度势。

根据经济形势、公司盈利、投资气氛、市场环境来随时调整自己的重心、掌控期望的目光。

他们耿耿于怀的总是今天的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依旧从其顶峰暴挫了65%，而不是今年以来它已经上扬了38%，或是已从去年十月九日的深谷飙涨了65%。

所以他们将会依据股市地历史印迹运筹出“守株待兔”

式的投资决策。

试想，如果纳斯达克指数从1971年2月5日一路和缓走来，从未经历过500点的历史高峰，那么今天有谁会去留恋它三年前放远的脚步声？

又有谁会去祭奠它那往日令人目眩的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