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多年前，我国考古工作者就在原属宋代相州治内的鹤壁市［68］发掘了一个宋代的大型煤矿，矿井口直径二点五米，井深四十六米，其中较长的四条开凿巷道总长五百多米，井下还有完整的排水系统，开采规模与今天鹤壁市中新煤矿开采范围差不多［69］。

以古代的标准来衡量，其开采规模之大、产量之多是可以想见的。

而这一重大考古成果也向我们提出了一系列的新问题，人们要问这个大型古煤矿当时是以什么形式来，经营？

其产品是否进入市场？

与它相适应的消费市场范围有多大？

是否用作手工业的燃料？

哪些手工行业在使用煤？

等等。

这里，本文初步探讨其中的某些向题。

据《宋会要》天圣四年十月二十七日记载：“陕州西路转运使杜詹言：欲乞指挥磁、相等州所出石炭，今后除官中支卖外，许令民间任便收买贩易。

从之”［70］。

可见，磁、相州煤炭的买卖权在天圣四年以前是由政府垄断的。

此后，经人所请才许民间收买贩易。

如果没有一个较大的消费力量在刺激，相州鹤壁古煤矿这样大的开采规摸是不可能形成的。

一定的生产规模是与一定的消费市场相适应的。

这个消费刺激就是来自本区磁、相二州发达的冶铁手工业。

正如前文已见，磁、相二州是北宋的主要铁产地之一，相州是宋初的四大铁监之一［71］，而紧连相州之磁州，仅其武安县固镇冶务一处年近二百万斤的铁产数，就占了北宋生铁年总产量的1/3强。

在古代，这样小的地方生产出这样高的铁产量，只有利用本地便利的煤炭资源为动力才能办到。

关于磁、相州以煤炼铁的生产情况，从该地的造船业用煤情况中也能见其一斑。

天圣六年（公元1028年），“京西转运使杨峤言，澶州浮桥用船四十九只……。

请自秦陇同州伐木，磁、相州取铁及石炭就本州造船。

从之”［72］。

再从此后十年，即景祐四年（公元1037年）“徙相州造船务于天雄军”［73］之记载来看，景祐年以前，磁、相州不仅已有造船手工业，而且是使用煤炭冶制船只所需之铁钉、铁锚、铁链等铁器。

这说明木船制造业也是用煤炼制量不甚多之铁器，由此可见，整个磁、相州最为发达的冶铁业、制造兵器的都作院（如前述磁州锻坊。

相州都作院一次就能造箭33万枝［74］。）必然要以煤炭为其生产资源，因为“河北难得薪柴”（见前［17］）。

邢州与磁州一样“铁与土半”，富有铁矿资源。

史载邢州棊村冶每年铁产量一，七一六，四一三斤，元丰元年高达二，一七三，二○一斤［75］。

产量在磁州之上。

邢州是否也用煤炭炼铁呢？

据《长编》卷一一一明道元年九月己丑记载：“废真定府石炭务”。

如何要废？

此可不论。

但它却说明了真定府产煤炭，朝廷才会有石炭务。

而今日河北重要的井陉煤矿正属于宋之真定府。

其南隔赵州就是邢州，于此，邢州的经济地理位置便可一目了然：其上为产煤之真定府，其下又紧接磁、相二州的煤矿。

对于富有铁矿资源的邢州冶铁手工业来说，正是上下交济、左右逢源的最佳地理位置。

就近取煤炼铁，何须再往别处去考虑燃料供应。

难怪邢州铁产年领要高磁州一筹。

如果我们将刑、磁二州元丰元年的铁产量相加，它们正好占同年宋代铁产总数的75．3％强。

这是一个令人咋舌的比例，但，它确乎是邢、磁二州得天独厚的煤、铁化合的结品。

在“河北难得薪柴”的情况下，只有煤炭才能使这小小的地区在古代创造出这一高产奇迹。

宋人朱弁在谈煤炭时曾言：“今西北处处有之”［76］。

北宋朝的西北就是指陕西路广大地区。

元丰年间，沈括曾任职于陕西延安地区［77］，关于这一地区的煤炭情况，他说：“造煤（煤在此指制墨用的烟灰）人盖未知石烟之利也，石炭烟亦大，墨人衣，予戏为延州诗云：二郎山下雪纷纷，旋卓穹庐学塞人。

化尽素衣冬未老，石烟多似洛阳尘”［78］。

这段《梦溪笔谈》“石油”一节的末尾这几句与石油无关的话不甚为人所注意，也有混为石油一谈的［79］；然而，这里所说的恰恰不是石油，而是石炭。

沈括在这里借用洛阳道上的尘埃，来比喻延安地区朦胧的煤炭烟雾。

并由这烟雾景象受到启发，欲利用煤炭烟尘来制墨。

延安地区这一触目的煤烟景象也为当时其他诗人所注意。

《鸡肋编》引一位无名诗人所说延州亦有诗云：“沙堆套里三条路，石炭烟中两座城”［80］。

两座城在这浓浓煤烟云中若隐若现，类同于现代工矿厂区的烟雾，反映这一地区用煤的普遍。

单凭民用炊烟还难以形成如此浓烟景象，必然还有手工业的生产用煤。

元丰五年，朝廷在赐给该地的“边事用度”中，就有“工四千人，生熟铁五万斤，牛马皮万张”［81］。

显然，这是送来此地制造兵器的工匠和原材料。

四千个工匠在这里起炉开工，造成上述诗中形容的煤烟云雾，这就完全可以理解。

二十多年前，陕西铜川市西南黄堡镇发现了宋代耀州瓷窑遗址，遗址的火膛及灰坑内均发现有煤块［82］。

考古界认为，耀瓷在北宋得到大发展，是同煤的使用密切相关，而铜川又是重要产煤区，为当时耀瓷的发展，解决了燃料向题［83］。

需要补充说明的一点是耀州也是北宋产铁之地［84］。

关于陶、瓷业方面的生产用煤，熙宁七年，《宋会要》还有这样记载：“勘会在京窑务，所有柴数于三年内取一年最多数增成六十万束，仍与石炭兼用”［85］。

柴与煤炭兼用，这是开封官府窑务在北宋后期生产的燃料结构。

开封窑务是专门生产砖瓦、缾缶之器以供朝廷的官府工业［86］。

北宋末年，又发展出了著名的五大瓷窑之一官窑。

官瓷窑的发展是否也象耀瓷的那样与煤炭有关？

这还有待于研究。

考古与文献已证明了北宋个别的陶、瓷业已用煤炭生产。

那么在其它产煤、用煤区，如著名的磁州窑，共名满天下的“磁器”，几乎取代了“瓷器”之名；河东路的霍窑、榆次窑等；五大名窑之一的定窑就紧连产煤区真定府之东侧；这些瓷窑在北宋木柴能源供应不足的情况下，是否也象冶铁手工业那样，就地利用了本区的煤炭资源？

也有待于深入研究。

就前述徐州冶铁业依赖于白土镇煤炭的发现，才摆脱了木柴危机而获得新生情况来看，同在白土镇而以其白瓷而名重一方的萧窑，“凡三十余窑，陶匠数百”［87］，他们的兴衰命运大概也应与徐州冶铁业别无二致。

而在上述产煤区还有一些以燃料为动力的手工业，如河东重要的制矾业、盐业，以及其它的金属手工业，是否也用煤？

均有待研究。

四、时空坐标上的煤炭分布点

有宋两朝都不是一个尚于理财的王朝，而是一个精于发财的政府。

大凡商品不论巨细皆有“住”、“过”之税。

政府尚还利用禁榷手段，将赢利厚大的商品纳入官卖，独专其利。

有关宋代煤炭的古文献中，其讲煤炭税及官卖的材料相对要多于其讲煤炭生产方面的材料。

这一情况，一方而说明宋代煤炭不仅作为商品进入流通，而且流通量不小，利润很高，否则官府决不屑于一顾而宫卖。

另一方而，靠着这些税收与官卖的记录，使我们对北宋煤炭的生产与使用情况得以从时间和空间上找出个大概的轮廓。

先就河东路说，大中祥符二年（公元1009年）十月诏：“如闻并州民鬻石炭者，每驮抽税十斤，自今除之”［88］。

此距北宋开国不过五十年，太原地区已经有了煤炭税的历史，大中祥符二年才下诏免除。

可是此后不久，陈尧佐又“奏除其税”［89］。

陈尧佐调知河东并州的时间是天圣三年（公元1025年）至天圣五年［90］。

那就是说在大中祥符二年免除并州煤炭税之后的十六年里，太原地区煤税很快又恢复了，所以才有陈尧佐再奏免之举。

另外，根据庆历元年，张亢在河东最西北边的府州焦山利用“石炭穴，为筑东胜堡”［91］以拒西夏兵一事来看，府州（治所在今陕西最东北的府谷县）也是河东路的煤炭生产地。

石炭穴就是开采煤炭的矿井或矿区。

于是，见于明确记载的河东产煤区就有太原府、府州以及前文说到的晋、泽、石三州和威胜军。

从历史地图上看，从河东路之最北一直到晋中、晋南的广大地区上都有北宋的产煤地。

当然，实际情形可能还远不止于此，史书上谈这里的煤炭时，也常常是用“河东”这个泛称来说。

而河北西路磁、相州的情况，见于所引考古成果及《宋会要》材料。
本章未完，请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