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6］其后四年，也就“废东、西窑务，以薪蒸分给诸班直、诸军”［37］。

就铜钱监来说，“饶州官市薪炭不能给，鼓铸分于池州”［38］。

铁钱监方面，“嘉、邓以率买铁、炭为扰，自嘉祐四年停铸十年”［39］。

大概就是因为邓州木柴越来越少，这里的人才发明了烧巨竹成竹炭来炼铁［40］，以竹柴顶替告缺的木柴。

正由于木柴、木炭这一传统燃料短缺的危机，才为煤炭在宋代的深入发掘、广泛应用提供了时机和广阔的市场。

因此，早在两汉时就已被我国用作炼铁燃料的煤炭，在长期未被重视以后，才得以在宋代重展新姿。

二、矿业开发与燃料

宋代是中国古代冶金手工业飞速发展的一个黄金时期。

元丰元年，其铜产量高达一四，六○五，九六九斤［41］，几乎是唐代开元十五年铜产数的五十五倍［42］。

宋代的货币铸造额之高，也是中国封建社会独一无二的。

“国朝初，乎江南，岁铸钱七万贯，自后稍增广，至天圣中，岁铸一百余万贯，庆历间至三百万贯；熙宁六年以后，岁铸铜、铁钱六百余万贯”［43］。

这样高的铸币额前朝没有，其后也没有哪一个朝代能出其右。

铁产量，在治平年间达到了宋代的最高额，年产八，二四一，○○一斤［44］。

几近唐开元十五年的四倍［45］。

这个产量，今天看来微不足道，但在手工操作的古代农业社会是很可观的。

宋代也是中国制瓷业大放异彩的时代。

经唐代奠基的瓷器生产，入宋始臻于大成，达到了炉火纯青之境，瓷窑遍布全国，其品种、产量及工艺均远远超越了唐代。

各类精粗瓷器不仅满足国内的需要，而且大量运销海外，使瓷器在继古代丝绸出口之后，一跃成为大宗出口商品。

宋人也说当时外贸商船“货多陶器”［46］。

值得注意的是，不论是冶金手工业的迅速发展，还是制瓷业的大踏步前进，都与燃料息息相关。

没有燃料，这些行业都会一无所成。

在煤被普遍使用以前，冶金和制瓷手工业所消耗的燃料是传统能源木柴木炭。

而木材出木炭率大约是30%，按0.8号/1立米的材积比重来算，烧制一吨木炭约需四立方米多的木材。

“古代每炼一吨生铁耗用木炭可能要四、五吨左右或更多些”［47］。

另有人估计要耗七吨木炭［48］。

这里姑且取其二者之中数，以炼一吨铁耗木炭六吨计，假定治平年间的生铁全以木炭来炼，那么，一年炼生铁（八百多万斤，）将约耗十二万多立方米的木材（换算中的重量是根据吴承洛《中国度量衡史》中宋代一斤等于五九六．八二克的比例来计的）。

耗去这样多的木材所得到的生铁还只是初级产品，要把它们加工成各种器皿用具、武器、农具、铸币或炼钢，这种再溶炼，又将烧掉多少木炭。

不言而喻，铜器和铜铸币的生产也同样是如此。

而根据明代炼铜，“大率一箩可得铜一斤，以每秤铜一料用矿二百五十箩、炭七百担、柴一千七百段”［49］比例估算，炼铜消耗燃料数倍于炼铁。

此外，陶瓷业、煮盐业、酿酒业、金、银、铅、锡、矾矿冶业以及人们日常生活用能与各种木器的制作，建筑用材、毁林开荒等等，一年耗用木材将以千百万立方计。

如从五十万年前北京猿人学会用火算起，累计到宋代，所耗费的木材数将是一个惊人的天文数字，而这是以砍伐森林资源为背景的，以迄宋代，林木资源寥寥可数，而生产、生活所需能源孔急，终于形成了上述的传统燃料危机。

重新估价和广泛开发、应用煤炭能源也就自然地落在宋人身上。

而我国煤炭蕴藏资源丰广，则提供了广泛采用的有利条件。

在煤田不易发现的地方，人们也会找到别的木柴代用品。

如“蜀又有竹炭，烧巨竹为之，易燃无烟耐久，亦奇物。

邛州出铁，烹炼利于竹炭，皆用牛车载以人城”［50］。

这是南宋初年陆放翁之见闻，可见竹炭之用，北宋时便已有之。

在寻找新的燃料能源的同时，宋人也开始注意到了节约能源的意义。

在京畿路造酒业中，就有人发明了一种新型节能灶，曰连三灶。

史称：“畿内酒坊等处连三灶，岁省柴四十余万斤，推之陈留一县，省三十二万斤，约诸州岁省柴钱十六万缗”［51］，可见这一新型节能灶的发明与推广，确实节约了大批燃料。

仅陈留一县，一年便可省三十二万斤柴，数目可观。

就象下文要说到的那样，宋代矿冶手工业的发展需要，必然要促进煤炭的广泛使用；而煤炭的广泛应用，又大大地推动了宋代矿冶业的发展。

关于此，宋人苏轼的《石炭诗》作了最好的说明。

原诗解题云：彭城旧无石炭。

元丰元年十二月，始遣人访获于州之西南白土镇之北，以冶铁作兵，犀利胜常云：

君不见前年雨雪行人断，城中居民风裂肝。

湿薪半束抱衾裯，日暮敲门无处换。

岂料山中有遗宝，磊落如□万车炭。

流膏迸液无人知，阵阵腥风自吹散。

根苗一发浩无际，万人鼓舞千人看。

投泥泼水愈光明，烁玉流金见精悍。

南山栗林渐可息，北山顽鑛何劳锻。

为君铸作百炼刀，要斩长鲸为万段［52］。

这首诗揭示了北宋冶铁手工业与煤炭的依存关系。

徐州是北宋重要的产铁地之一，“自古为铁官商贾所聚”。

“地既产精铁，而民皆善锻”［53］。

但木柴燃料的危机，它也未能幸免而同样奄奄一息。

后苏轼派人在本州白土镇找到了煤，才给徐州恢复了生机，带来“根苗一发浩无际，万人鼓舞千人看”的欣欣景象，给冶铁业开创出了一个“烁玉流金见精悍”的崭新局而。

造出的兵器也比以往的锋利。

由于有了煤炭，此后几年，徐州岁制的诸般兵器、上供简铁“数目浩瀚”。

而且新“置徐州宝丰监，岁铸钱三十万缗”［54］。

煤炭确实把徐州的铁冶技术和生产能力推上了一个新的高度。

三、手工业生产用煤

北京钢铁学院曾对出土的宋代生铁实物作过化验分析，其鉴定为“生铁普遍含硫较高，一般较汉代高四至五倍，个别则有含硫高达1％。

除个别的可能是用特殊的高硫矿而外，多数则可能是用煤冶炼”［55］而由于煤炭（不包含焦炭）自身含硫所致。

科学鉴定已表明宋代的生铁多由煤炭炼成，这在文献中也是有所反映的。

先看北宋的河东路（约当今日我国煤炭基地之一的山西省大部分地区，煤田遍布该省三分之二以上的县），仁宗时，因西北用兵，曾在该路晋、泽、石三州及威胜军等地就地利用铁、煤资源铸造大、小铁钱，以助陕西军费［56］。

于是引起民间私铸，河东货币一时大乱。

当时知泽州李昭遘说：“河东民烧石炭，家有橐冶之具，盗铸者莫可诘”［57］。

因为河东民间私铸铁钱也是用煤炭。

当时知太原府韩绛说：“本路铁矿、石炭足以鼓铸公钱”［58］。

而且从李昭遘说的“民冒山险输矿炭、苦其役”［59］的情况来看，铸钱的煤炭往往是以赋役形式取自老百姓。

熙宁八年，神宗皇帝一次就诏令“河东铸钱七十万缗外，增铸小钱三十万缗”［60］。

可见此地煤、铁产量之多。

也才会造就了一批“以地寒民贫，仰石炭以生”［61］的人。

如果没有广泛的社会消费，河东是不可能出现这样一批以煤炭为生计的人的。

河东铸钱是用煤炭，而炼铁及其它铁器制造业也离不开煤炭。

在宋代许多谈及河东冶铁的文献中，每每是“铁、炭”并提。

如“河东铁、炭最盛”［62］，这表明河东冶铁业已和煤炭结成了不解之缘。

地处我国淮北煤田带上的徐州，其冶铁、兵器制造业依靠煤炭的发现才被救活，并得到发展，见前引《石炭诗》。

再看煤炭储藏量最丰富的华北地区。

河北路的磁、相二州是宋朝的主要产铁地之一。

宋初就在此各设务、监［63］。

沈括言：“今河北磁、邢之地，铁与土半”［64］。

据《宋会要》所载，磁州武安县固镇冶务，年产铁一，八一四，二六一斤，元丰元年，年产达一，九七一，○○一斤［65］，占同年宋代铁产总量五，五○一，○九七斤［66］的35.8％强。

足见磁州铁矿资源之雄富。

熙宁八年，沈括察访河北，“至磁州锻坊，观炼铁，方识真钢”［67］。

这就是后来名满天下的“百炼钢”，其独特的锤炼工艺因沈括之记才名垂青史，这也是与磁、相二州地处我国重要煤田地带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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