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加紧征收商税，那是本来有的，除了书籍与农具免税之外，一切商品交易都收税百分之三。

他另外又发明了一种“矿税”

。

大批没有受过教育、因残废而心理上多多少少不正常的太监，作为皇帝的私人征税代表，四面八方的出去收矿税。

只要“矿税使”

认为什么地方可以开矿，就要地产的所有人交矿税。

这些太监无恶不作，随带大批流氓恶棍，到处敲诈勒索，乱指人家的祖宗坟墓、住宅、商店、作坊、田地，说地下有矿藏，要交矿税。

[7]结果天下骚动，激起了数不尽的民变。

这些御用征税的太监权力既大，自然就强横不法，往往擅杀和拷打文武官吏。

有一个太监高淮奉旨去辽东征矿税、商税，搜括了士民的财物数十万两，逮捕了不肯缴税的秀才数十人，打死指挥，诬陷总兵官犯法。

神宗很懒，什么奏章都不理会，但只要是和矿税有关的，御用税监呈报上来，他立刻批准。

搜括的规模之大实是骇人听闻。

在万历初年张居正当国之时，全年岁入是白银四百万两左右，[8]皇宫的费用每年有定额一百二十万两，称为“金花银”

，已几占岁入的三分之一。

可是单在万历二十七年的五天之内，就搜括了矿税商税二百万两。

这还是缴入皇帝内库的数目，太监和随从吞没的钱财，又比这数字大得多。

据当时吏部尚书李戴的估计，缴入内库的只十分之一、太监克扣十分之二、随从瓜分十分之三、流氓棍徒乘机向良民勒索的是十分之四。

可和神宗的贪婪并驾齐驱的是他的懒惰。

鸦片烟这种麻醉品，对中国最大的危害，自明神宗开始。

鸦片之毒破坏人的神经中枢与意志力，它首先破坏的，正是中国的神经中枢—皇帝的神经中枢。

在神宗二十八岁那年，大学士王家屏就上奏章说：一年之间，臣只见到天颜两次，偶然提出一些建议，也和别的官员的奏章一样，皇上完全不理。

这种情形越来越恶化，到万历四十二年，首辅叶向高奏称：六部尚书中，现在只剩下一部有尚书了，全国的巡抚、巡按御史、各府州县的知事已缺了一半以上。

他的奏章写得十分激昂，说现在已经中外离心，京城里怨声载道，大祸已在眼前，皇上还自以为不见臣子是神明妙用，恐怕自古以来的圣帝明王都没有这样妙法吧。

[9]神宗抽饱了鸦片，已经火气全无。

这样的奏章，如果落在开国的太祖、成祖、末代的思宗手里，叶向高非杀头不可。

但神宗只要有钱可括，给大臣讥讽几句、甚至骂上一顿，都无所谓。

万历年间的众大臣说得上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有人上奏，说皇上这样搞法，势必民穷财尽，天下大乱；[10]有人说陛下是放了笼中的虎豹豺狼去吞食百姓；[11]有人说一旦百姓造反，陛下就算满屋子都是金银珠宝，又有谁来给你看守？

[12]有的指责说，皇上欺骗百姓，不免类似桀纣昏君；[13]有的直指他任用肆无忌惮之人，去干没有天理王法之事；[14]有的责备他说话毫无信用。

[15]臣子居然胆敢这样公然上奏痛骂皇帝，不是一两个不怕死的忠臣骂，而是大家都骂，那也是空前绝后、令人难以想像的事。

然而言者谆谆，听者藐藐，神宗对这些批评全不理睬。

正史上的记载，往往说“疏入，上怒，留中不报”

。

留中，就是不批覆。

或许他懒得连罚人也不想罚了，因为罚人也总得下一道圣旨才行。

但直到他死，拚命搜括的作风丝毫不改。

同时为了对满清用兵，又一再增加田赋。

皇帝搜括所得都存于私人库房（内库），政府的公家库房（外库）却总是不够钱，结果是内库太实，外库太虚。

[16] 在这样穷凶极恶的压榨下，百姓的生活当然是痛苦达于极点。

神宗除了专心搜括之外，对其他政务始终是绝对的置之度外。

万历四十三年十一月，御史翟凤翀的奏章中说：皇上不见廷臣，已有二十五年了。

二 就在这时候，满清开始崛起。

万历四十五年，努尔哈赤以七大恨告天，发兵攻明，次年攻占辽东重镇抚顺。

明兵大败，总兵官张承荫战死，万余兵将全军覆没。

四十七年，辽东经略杨镐率明军十八万，叶赫（满清的世仇）兵二万，朝鲜（中国的属国）兵二万，兵分四路，大举攻清。

清兵八旗兵约六万人，集中兵力，专攻西路一军。

西路军的总兵官杜松是明军的勇将，平时最喜欢做的事，就是脱去衣衫，将满身的累累刀枪瘢痕向人夸示。

出兵之时，他脱去上身衣衫，在城中游街，百姓鼓掌喝采。

西路这一仗，称为“萨尔浒之役”

，明军有火器钢炮，军火锐利得多。

但杜松有勇无谋，他是统兵六万的兵团司令，却打了赤膊，露出全身伤疤，一马当先的冲锋。

大概他是《三国演义》的读者，很羡慕“虎痴”

许褚的勇猛。

在〈许褚裸衣斗马超〉这回书中，描写许褚“卸了盔甲，浑身筋突，赤体提刀，翻身上马，来与马超决战。”

果然威风得紧。

但不知他记不记得许褚这场狠斗，结果是“操兵大乱，许褚背中两箭”

？

有趣的是，小说的评注者评道：“谁叫汝赤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