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腊史诗《伊里亚特》记述赫克托和亚契力斯绕城大战这一段中，描写众天神拿了天平来秤这两个英雄的命运，小时候我读到赫克托这一端不及对方的份量，天神们决定他必须战败而死，感到非常难过，“那不公平！

那不公平！”

过了许多岁月，当我读到满清的皇太极怎样设反间计、崇祯和他的大臣们怎样商量要不要杀死袁崇焕，同样有剧烈的凄怆之感。

历史家评论袁崇焕，着眼点在于他的功业、他对当时及后世的影响、他在明清两个朝代覆亡与兴起之际所起的作用。

近十多年来，我几乎每天都写一段小说，又写一段报上的社评，因此对历史、政治与小说是同样的感到兴趣，然而在研究袁崇焕的一生之时，他强烈的性格比之他的功业更加吸引我的注意。

整体说来，清朝比明朝好得多。

从清太祖算起的清朝十二个君主，他们的总平均分数和明朝十六个皇帝相比，我觉得在数学上简直不能比，因为前者的是相当高的正数，后者是相当高的负数。

对于满族人入主中国一事，近代的评价与前人也颇有改变。

所以袁崇焕的功业，不免随着时代的进展而渐渐失却光采。

但他英雄气概的风华却永远不会泯灭。

正如当年春秋战国时七国纷争的是非成败，在今天已没有多大意义了，但孔子、介子推、蔺相如、廉颇、屈原、信陵君、荆轲等等这些人物的生命，却超越了历史与政治。

《碧血剑》中的袁承志，在性格上只是个平凡人物。

他没有抗拒艰难时世的勇气和大才，奋战一场而受了挫折后逃避海外，就像我们大多数在海外的人一样。

袁崇焕却是真正的英雄，大才豪气，笼盖当世，即使他的缺点，也是英雄式的惊世骇俗。

他比小说中虚构的英雄人物，有更多的英雄气概。

他的性格像是一柄锋锐绝伦、精刚无俦的宝剑。

当清和升平的时日，悬在壁上，不免会中夜自啸，跃出剑匣。

在天昏地暗的乱世，则屠龙杀虎之后，终于寸寸断折。

在明末那段不幸的日子中，任何人都是不幸的。

每一个君主在临死之时，都深深感到了失败的屈辱：崇祯、清太祖努尔哈赤、清太宗皇太极（如果他不是被人谋杀的，那么是惟一的例外）、蒙古人的首领林丹汗、朝鲜国王李佑，始终是死路一条的将军和大臣（奋勇抗敌的将军与降敌做汉奸的将军，忠鲠正直的大臣与奸佞无耻的大臣，命运没太大分别，但在一个比较温和的时代，奸臣却常常能得善终，例如秦桧），愤怒不平的知识份子，领不到粮饷的兵卒，生命朝不保夕的“流寇”

，饥饿流离的百姓，以及有巨大才能与勇气的英雄人物：杨涟、熊廷弼、孙承宗、李自成、史可法、袁崇焕。

在那个时代中，人人都遭到了在太平年月中所无法想像的苦难。

在山东的大饥荒中，丈夫吃了妻子的尸体，母亲吃了儿子的尸体。

那是小人物的悲剧，他们心中的悲痛，一点也不会比英雄们轻。

不过小人物只是默默的忍受，英雄们却勇敢地奋战了一场，在历史上留下了痕迹。

英雄的尊严与伟烈，经过了无数时日之后，仍在后人心中激起波澜。

一 这个不幸的时代，是数十年腐败达于极点的政治措施所累积而成的。

我书架上有一部英国历史家吉朋的《罗马帝国衰亡史》，是三卷注释本。

[2]书脊上绘着罗马式建筑的两根大理石柱子，第一卷的柱子，柱头上有些残缺破损，第二卷的柱子残损更多，第三卷的柱子完全垮了。

这象征一个帝国的衰败和灭亡，如何一步步的发展。

明朝的衰亡也是这样。

明朝的覆灭，开始于神宗。

[3] 神宗年号万历，是明朝诸帝中在位最久的，一共做了四十八年皇帝。

只因为他做皇帝的时候实在太久，所以对国家人民所造成的祸害也特别大。

他死时五十八岁，本来并不算老，他的祖宗明太祖活到七十一岁，成祖六十五岁，世宗六十岁。

可是神宗未老先衰，后来大概更抽上了鸦片。

鸦片没有缩短他的寿命，却毒害了他的精神。

他的贪婪大概是天生的本性，但匪夷所思的懒惰，一定是出于鸦片的影响。

然而万历初年，却是中国历史上最光彩辉煌的时期之一。

近代中西学者研究瓷器及其他手工艺品，有这样一个共通的意见：在中国国力最兴盛的时期，所制作的瓷器最精采。

万历年间的瓷器和珐琅器灿烂华美，精巧雅致，洵为罕见的杰作。

因为万历最初十年，张居正当国，他是中国历史上难得一见的精明能干的大政治家。

神宗接位时只有十岁，一切听母亲的话。

两宫太后很信任张居正，政治上权力极大的司礼太监冯保又给张居正笼络得很好，这些有利的条件加在一起，张居正便能放手办事。

明朝自明太祖晚年起就不再有宰相，张居正是大学士，名义是首辅，实际权力等于是宰相。

从万历元年到十年，张居正的政绩灿然可观。

他重用名将李成梁、戚继光、王崇古，使得主要是蒙古人的北方异族每次入侵都大败而归，只得安份守己而和明朝进行和平贸易。

南方少数民族的武装暴动，也都一一给他派人平定。

沿海长期侵骚的倭寇给戚继光等名将打退，江南平靖富庶。

国家富强，储备的粮食可用十年，库存的盈余超过了全国一年的岁出。

交通邮传办得井井有条。

清丈全国田亩面积，使得税收公平，不致像以前那样由穷人负担过份的钱粮而官僚豪强却不交赋税。

他全力支持工部尚书潘季驯，将泛滥成灾的黄河与淮河治好，将水退后的荒地分给灾民开垦，免税三年。

官僚的升降制度执行得很严格，严厉惩办贪污。

在那时候，中国是全世界最先进、最富强的大国。

那时欧洲的文人学士在提到中国的时候，无不欣慕向往。

他们佩服中国的文治教化、中国的考试与文官制度，佩服中国的道路四通八达，[4]佩服中国的老百姓生活得比欧洲贫民好得多。

万历十年是公元一五八二年。

要在六年之后，英国才打败西班牙的无敌舰队；再过三十八年，英国的清教徒才乘“五月花号”

到达美洲；再过六十一年，五岁的路易十四才登上法国的王座。

那时莎士比亚只有十六岁，还在英国的树林里偷人家的鹿。

八十三年后，伦敦由于太污秽、太不卫生，爆发了恐怖的大瘟疫。

在万历初年，北京、南京、扬州、杭州、苏州这些就像万历彩瓷那样华美的大城市，在外国人心目中真像是天堂一样。

中国的经济也在迅速发展，手工业和技术非常先进。

在十五世纪时，中国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产棉区之一。

由于在正德年间开始采用了越南的优良稻种，农田加辟，米产大增，尤其是广东一带。

因为推广种植水稻，水田中大量养鱼，疟蚊大减，[5]岭南向来称为瘴疠的疟疾已不像过去那样可怕，所以两广的经济文化也开始迅速发展。

可是君主集权的绝对专制制度，再加上连续四个昏庸腐败的皇帝，将这富于文化教养而勤劳聪明的一亿人民、这举世无双的富强大国推入了痛苦的深渊。

专制政治制度对国家、人民、社会的大害，在明朝末年表现得最明显。

张居正于万历十年逝世，二十岁的青年皇帝自己来执政了。

皇帝追夺张居正的官爵，将他家产充公，家属充军，将他长子逼得自杀。

神宗是相当聪明的，而且喜欢读书。

中国历史上的昏君大都有些小聪明，隋炀帝、宋徽宗、李后主，都是文采斐然。

明神宗的聪明之上，所附加的不是文采，而是不可思议的懒惰，不可思议的贪婪。

皇帝懒惰本来并不是太严重的毛病，他只须任用一两个能干的大臣，什么事情都交给他们去办就是了，多半政治只有更加上轨道些，中国历史上不乏“主昏于上，政清于下”

的先例。

然而神宗懒惰之外还加上要抓权，几十年中自己不办事，也绝对不让大臣办事。

这在世界历史上固然空前，相信也必绝后。

做了皇帝，要什么有什么，神宗不喜爱女色，不任用外戚，不迷信宗教，不妄求长生；并不多所猜忌而残忍好杀；也不穷兵黩武，好大喜功；他并不异想天开，荒唐胡闹；并不大兴土木，构筑宫室，奢侈浪费；并不信用宦官，任由弄权。

中国历代许多昏君的重大缺点，他倒没有。

他所追求的只是对他最无用处的金钱。

如果他不是皇帝，一定是个成功的商人，他性格中有一股不可抑制的贪性。

他那些祖宗皇帝们有的阴狠毒辣，有的胡闹荒唐，但没一个是这样难以形容的贪婪。

因此近代有一位历史学者推想，他这性格是出于母系的遗传。

他母亲是个小农的女儿。

[6] 皇帝贪钱，最方便有效的法子当然是加税。

神宗所加的税不收入国库，而是收入自己的私人库房，称为“内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