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27章 郑百万 超主权力量是可怕的，谁主导它，谁就将拥有世界经济霸权，并赢得最大的经济利益。

很显然，老牌霸主英国和战争新贵美国，谁都不会放弃这个机会。

1941年，罗斯福和丘吉尔共同发布了《大西洋宪章》。

建议战后成立以胜利国为核心的联合国，借以稳定国际政治秩序。

建立一个国际贸易组织（WTO），借以形成均衡稳定的国际经济秩序。

实际上，一场没有硝烟的经济争霸战已经暗流涌动，在英美间拉开了战幕。

1944年7月1日，华盛顿森林中的华盛顿山饭店人满为患，44个国家的730位代表下榻这里，共同见证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国际货币公约——《布雷顿森林协议》的诞生。

但在当时，聚光灯下实际只有两个人，一位是代表英国主张的，对现代经济政策有着巨大影响的经济学家凯恩斯，另一位则是代表美国主张的，美国财政部部长助理怀特。

他们带着各自的方案，展开激烈辩论，而其他国家的代表不过是看客和最终方案的被动接受者罢了。

英国和美国的两个方案都主张创立一个国际货币机构、世界的央行、国际清算联盟（IMF前身），在这个大方向上很快达成共识，但核心是用于国际贸易计价与结算的超主权货币应当是谁？

怀特提出的方案自然是美元，不过凯恩斯提出的方案并不是英镑，他提出了一种新货币“班克尔”

——由各国主权货币构成货币篮子，再由国际清算联盟发行班克尔；班克尔盯住黄金，其他国家货币盯住班克尔；国际贸易以班克尔计价结算，并按各国的出资比例和国际贸易的规模大小，分配使用。

从后世观前世之事，自然能清楚地知道凯恩斯失败了，凯恩斯拼死抗争22天后的1944年7月22日，最终方案浮出水面，美元在华盛顿山脚下的布雷顿森林里夺得了国际货币之王的桂冠。

《布雷顿森林协议》的核心有两则，其一是《关贸总协定》，试图统一各国的贸易政策，限制各国采用鼓励性贸易措施伤害其他国家的贸易利益；其二是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试图建立一套国际公认的汇率体系，避免个别国家通过主动性货币贬值去刺激出口，引发恶性出口竞争。

还不上的，还是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可能直接没收掉抵押物。

两次世界大战让美国赚得盆盈钵满，而布雷顿森林体系更让美国站到了全球利益丛林的食物链顶端。

“有……没有，我们的人先动的手，而且，我们过界了。”

“你不要告诉我‘干’是干架的干。”

更何况，这些债务利息已是原来的3倍，且如此之高的利息是在我们不知情的情况下强加给我们的，所以这根本就不是我们的责任。

之所以这样做，理由是德国和日本将是美国未来的出口市场。

同时，肯尼迪还遇到了另一个大麻烦，欧美市场早已被金融巨头实际联通，而布雷顿森林体系实际构建的是固定汇率制度，在此背景下，美国货币政策基本作废。

1950年6月25日，抗美援朝爆发后，踏着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脚步走进白宫的美国驴党总统杜鲁门，着实感到了不安。

拉美国家对高息外债的态度，强烈地刺激着伦敦金融城与华尔街，他们必须强迫拉美国家服从并接受“资本”

的偿债安排。

南易先把卫星电话静音，拿起桌上的手机一边接通，一边往卫生间走去，坐了好久，即使电话不来，他也差不多要开闸放水。

同样是1982年10月1日，债权、债务双方摊牌了。

“嗯哼，接下去我们讨论马来西亚和印尼，先从……稍等，我接个电话。”

南易：“西蒙，我们在泰国放出去多少贷款？”

阿根廷国内商品生产严重依靠外商投资，国际资金大举撤走之后，阿根廷只能加大了对外的进口，因此，在出口疲软和进口激增，并要维持高福利的三重压力下，1981年，阿根廷外债数额跃升到世界第三，高达340亿美元，加上高利率下美元升值，阿根廷外债负担日甚一日。

赵诗贤：“我支持西蒙的看法，泰国的短期外债大多在股市和地产，这两个都快撑不住了，只要泰国的短期外债超过外汇储备，再有人轻轻一推，Bomb！”

我们为战胜饥饿、疾病、无知和附庸所做的努力，并不是引起这场国际危机的原因。”

“南爷，上个月我刚和TCV签了一份新合同，华北、鲁、徽、苏、沪，京西易购都可以踩过去，这不我们的人在沪海和郑百万的撞上了，干了两场，我们赢了，郑百万的李福坤就放话要打进京城。”

一方面，七十年代两次石油危机导致原油价格大涨，石油输出国获得了巨额美元收入，资产增值保值需求强烈，国际市场美元供给充足。

京西易购在京城是家电界的标杆，也是家电企业的大经销商之一，在京城有大型仓库，零售之余会帮家电企业充当一下中间商，主要辐射华北地区，挣点小钱，捎带搜集一点友商的情报，以待将来友商需要帮助的时候，能精准地落井下石。

道理很简单，南国银行是信任客户去做某件事能保证收益，才会把钱贷出去，人和事是捆绑在一起的整体，一旦客户把钱用在其他方面，这个信任基础就没了，资金风险也会急剧飙升。

“死的一定不会是我。”

这一年，在欧洲平均投资回报率16%、高出美国一倍的吸引下，470亿美元的美国资本流向欧洲，1957年这个数字只有250亿美元；这一年，美国黄金储备加速下降，1950年其总值400多亿美元，此时还剩不足200亿美元； 这一年，美国财政赤字超过200亿美元，历史上第一次超出黄金储备总值；这一年，美国工业产值下降14%，出口萎缩，加之资本的大量外溢，美国国际收支出现20亿美元逆差。

“京城？”

南易蹙眉。

有人说当一国的人民福利有保障的时候，他们自然会热衷于消费，享受高福利的阿根廷人民就是这么做的，他们没有储蓄的习惯，平时都是高消费，临近月底随便找几个阿根廷人问一问，通常口袋里已经不剩几毛钱。

南易：“说说你内心真实想法，没有数据支持也可以。”

墨西哥、巴西、阿根廷以及所有被列入IMF名单的国家都扮演了一回武大郎，倾听温柔一声：“大郎，乖，喝药”

。

“沪海。”

更重要的是大量美元贷款投向欧洲，培养了欧洲人使用美元的习惯，树立了美元在整个西方世界无与伦比的地位。

美国站到了经济丛林的食物链顶端，只需大量发行货币，输出贷款，美国的商品就可以大规模地出口海外。

这些拉美国家为了更快地实现工业化，赶超发达国家，于是采取扩张性的经济政策，对外大规模举债，以增加政府对公共事业的支出。

“南爷，李福坤不是好说话的人，可能认怂也不行。”

这是比较保守的估计，实际的数字大概率会超过400亿美元。”

1958年，世界对美元的怀疑终于演化为一场抛售。

一来，西欧大量的美元收入，来自对东欧的贸易，所以西欧生怕美国也把自己的美元资产冻结掉；二来，深陷朝鲜战争的美国开始出现财政赤字，美元资产是否会因此而贬值？

此时此刻，英国看到了恢复伦敦金融中心地位的机会。

于是，英国采取不问出处、税收优惠等一系列手段，试图把欧洲美元吸引到伦敦，形成美国之外世界最大的美元市场。

“南爷，您说。”

地处拉美的阿根廷是一个物产极为丰富的国家，它曾是世界的粮仓肉库，国民收入堪比美国，社会福利剑指北欧。

马世民：“书面报告上我会写80%。”

毋庸置疑，维系布雷顿森林体系必须具备两个前提：其一是美国必须保有充足的黄金储备，以维系国际收支平衡和其他国家无条件以35美元/盎司兑换黄金；其二是美元保持坚挺、维持世界对美元的信心。

南易擦拭一下双手，把电话拿在手里走出卫生间，嬉笑道：“六子，你能耐了。

你也是闲得，京西易购做中间商只是为了更好地维护与厂家之间的关系，谁让你这么卖命干了？”

“稳定大后方，不要被人釜底抽薪。”

马世民：“95%以上。”

南易拍了拍手，“好了，说我们今天的主题，诗贤，你怎么看？”

美国加息自然会诱导投资在拉美地区的国际资金流出，而此举加剧了拉美地区的资金短缺局面，进而国际收支状况日益恶化，资本外流加剧，拉美国家货币被迫贬值。

在贸易上，美国贸易顺差变为逆差；在金融上，为弥补逆差美国只能放大美元货币数量，但货币越发越多，黄金却不再流入美国，这动摇了35美元/盎司黄金的基础，美元贬值预期伤害了世界对美元的信心。

“说说经过。”

总而言之，南国银行是奔着吞并泰国优质产业去的，但在执行过程中不可能太过赤裸裸，婊子要做，牌坊也得立，一定要打造出南国银行含泪接收不良资产之惨状——泰国，一个资金来了，可能再也回不去的地方。

“诗贤。”

从支出来看，国际金融市场借贷利率的上升，使拉美国家借贷成本攀升，利息支出快速增加，双重压力下，拉美国家偿债能力大幅下滑。

1980年前后，英美的经济陷入困境，纷纷实施“金融休克疗法”

，美联储为应对滞胀困境，吸引国际资本回流，自1980年8月起连续加息，拉美国家举借的外债多为浮动利率，国际借贷成本骤升，债务负担加剧，点燃了债务危机的导火索。

从此，美元站到了国际货币体系的中心位置，一直延续到当下。

这是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后，美元出现的第一次危机，倍感惶恐的美国立即邀请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比利时、瑞典、加拿大、日本召开紧急首脑会议，商议如何应对危机。

时间过了四个月，8月，在联合国大会上，当时已经无力偿还外债的墨西哥当了出头鸟，总统波蒂略公开表示：“墨西哥及许多第三世界国家都不能遵守原定的还款期限。

我们发展中国家不想成为附庸，不能因为还债而让我们的经济陷入瘫痪，或者让我们的人民陷入更大的灾难。

“一个长红，一个TCV，有什么好吵的？”

南易狐疑道。

南国银行在泰国放出去的贷款只有不到半数是按照“规定用途”

在使用，其他的都进入了股市、期货、地产等领域，大多数客户已然违反贷款合同中的某些条款，南国银行装作不知，等泰国的危机爆发，南国银行再仁义一把，不执行自己的权益提前催贷，只是为了保证资金安全，让客户把抵押物的差额补齐，这一点都不为过。

补不齐，那就是高风险贷款项目，该催就得催，起码要把超出抵押物抵押价值的那部分先催回来，把贷款风险等级先降下来。

赵诗贤：“1990年，IMF已经插手了泰国的外汇事务，泰国的外债里面有不小的一笔来自世界银行。”

“两边都有，不严重，只是鼻青脸肿。”

“OK。”

肯尼迪非常在意美国实体经济的良性发育，他认为，实体经济才是一国经济之本，是创造财富的源泉，也是国民更多走向中产的基石。

但是，肯尼迪的实业兴国之路非常坎坷，因为他触犯不少金融权势集团的抵制。

经过长达127天的争辩，肯尼迪并没有机会看到法案的通过，一直到他死后的十个月左右，相关法案才获得了美国国会的批准，但其中的条款被微妙修改，根本没能起到阻止资本自由流动的目的。

“呃……就是干架。”

赵诗贤：“是的。”

1976年阿根廷GDP平减指数增速达到438%，CPI同比达到444%，严重的通货膨胀、经济衰退叠加政局的不稳定，刺激拉美国家部分企业和私人的资金外流，资金越发短缺，进一步强化了拉美国家举借外债的动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