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35章余切正在肢解我余切因此开始了对管谟业毫不留情的特训。

他每天骑着摩托车来八里庄南上课，只要见到管谟业，他就会问：“这是什么车？”

“你的摩托车。”

“什么牌子？”

“雅马哈。”

“你连起来说一遍。”

“余切的摩托车，牌子是雅马哈，就像是”

“行了，就到此为止。”

上课时，余切举起巴老的代表作激流三部曲《家春秋》：“这是什么？

管谟业？”

“经典文学名著，巴老最”

“错！”

余切说。

“中国现代小说中最”

“又错。”

余切说。

管谟业几乎没法说话了，无论他说啥，余切都否定他。

这时候余切指着小说的名字，让他一个字一个字念出来：“家、春、秋”

余切说：“行了，这就对了。

你看到了什么，你就说什么。”

管谟业被训得苦不堪言，让他少说话，说实在话，完全和他的本性相违背。

他是一个语言风格特别有层次感、极为有张力的作家，低的时候低得恶心，高的时候让人兴奋得昏厥，这些东西体现在他的生活上，就构成他那种“弹簧”

一样的性格。

不止一个人提到，管谟业为人非常和善，可以说小心得过分，他太过于和善，以至于他被激怒时会产生巨大的反差当场破口大骂起来，完全失去情绪控制能力。

但他怎么能对余切这么干？

其实，他有点崇拜余切，还有点畏惧。

余切是真正做到了没有放过任何敌人的，要么像骆一禾那样改换门庭，要么像刘芯武一样钉上耻辱柱。

《京城文艺》的李铎批评现在的文学创作者“不再像过去那样你死我活，当然那肯定不好，竞争得太过了但现在越来越其乐融融，互相介绍对象，结伴出游，写回忆文章这样下去，学阀和贵族就要出现了。”

而余切就是那种老派风格的人。

于是，这种压力只能不断的积蓄在管谟业的精神世界中，简直让他快崩溃了。

苏彤、余桦他们反而很羡慕管谟业呢，他们说：“管老师，你被余切关注，说明他看重你啊，要是你没点本事，他都懒得搭理你。”

是，是这么回事。

这也是管谟业还绷得住的原因之一。

但有时候管谟业实在是受不了了，心里会想：你别给我开小灶了，让我不说话，说实话，实在是比杀了我还要难受！

余切偏要这么干，这不等同于肢解我，却不一定重塑我吗？

今年，管谟业发表了《透明的红萝卜》，这是他的成名作。

讲述一个没人搭理，几乎不说话的小孩子被人欺负，最后，这个小孩子爆发出惊人的反抗：他把萝卜地里面所有的萝卜都拔出来了！

此事真实发生在管谟业的童年当中，他当时偷拔了一根红萝卜，于是被批评一番，回家后又挨打，他记了一辈子。

然后，就写出来这一篇小说。

他在小说中拔出了那些他曾经不敢拔的萝卜。

可想而知，这篇小说对于管谟业的意义，这就是他弹簧一样的性格。

有一天，余切在上课时，忽然提到了这一篇小说，管谟业因此十分紧张。

知道管谟业人生经历的作家们，也基本上竖起了耳朵，生怕听到啥不中听的。

但余切表扬了他。

“这篇小说发表之后，当时很多文艺理论家分析其中的创作风格，我倒不觉得有什么稀奇的，我最记得的是其中的文字功底，体现出这个作家的基本功。”

“他写到小男孩的眼睛，分了好几次来写。

‘迷惘的眼睛里满是泪水’，然后‘清澈如水’，然后又‘满是惊恐’，最后‘两行泪从小男孩的眼里流出来’，写得十分生动，让人读了之后很同情这个人。”

“所以这是管谟业的能力，也是他可能犯错的地方，有时，我们会过于依赖这种能力。”

“尤其是当描绘苦难时，容易只写出苦难，没有其他的这种小说读了是让人很难受的，而且让人怀疑小说的价值。”

这一次批评中的表扬，反而让管谟业开始思考自己的功过。

他想到了年初看余切《小鞋子》最后一幕时的感想：当时他认为自己写不出那神来一笔一群金鱼游来了。

现在他仍然写不出这一笔。

这一个场景无论如何形容都不过分，好似画龙点睛，整个故事的立意都不一样了。

难道这就是我和余切之间的区别吗？

就算是这样，也不该总是批评我啊。

远在阿坝的阿莱，终于给余切寄回了一封信。

信上面说“阿坝已经开始了第一批糖丸的发放，最近我们《草地》杂志上下，都为了这件事情来创作文章，你不知道，有的同志给你写了现代诗呢，称赞你是格萨尔王一样的英雄”

“我认为，格萨尔王不是可口可乐，全世界只有一个，反正他的化身有无数个，有一个落在了你身上，也并不奇怪。”

“当然，这种水平的诗，你肯定是不在意的。

这边的领导听说了首都发起的‘春雨行动’，竟然一开始是因为阿坝的孩子来创作的，他们简直不敢相信，反复的追问我！

但无论我怎么说，他们也不愿相信。

直到上面下发的文件，他们才知道我说的是真的。”

“还记得那个跌落到河里面的小男孩吗，我们这里要修一座桥，以后大家就不需要通过铁索悬挂着过河了。

我们起初打算用这个男孩的名字，作为桥的名字，但他的父母生了足足十个孩子，竟然把他的名字用给了其他兄弟！

他被人遗忘了！

只有我们还记得！”

“我们向上面打报告，这个桥因此叫做春雨桥。

不知情的人都觉得名字奇怪，因为我们阿坝在春天下雨的时候并不多。”

阿莱因为这件事情，被省上面的领导看重，从《草地》这一地方杂志调入川省文学大刊《川省文学》，这比历史上早了数年。

老朋友升迁了，余切的心情挺不错。

刚好，先前成立的教材编撰委员会，也基本认可余切《如何进行文学研究》一文，这个教材制订的很快，最理想的状态下，今年下半年第一批文学系的新生就会用到这一教材。

然后，上面的十多人大名单中，排名前几名的就有“余切”

这个人。

其实在名单的排列中也闹出过风波，一会儿大家认为应该按照“姓氏”

的拼音先后顺序进行排列，如果是这样，余切这个“y”

开头的就不得不放在最后，一会儿有人认为应该按劳分配，那么余切应该排在第一名。

巴老、王濛这些躺赢的应该占据倒数前二。

那显然有点太狂了。

最后这事儿反而没有发扬民主风格，完全是巴老和王濛的一言堂，他们和几个老同志商量之后，决定占了前三名，第四个人的位置留给余切。

巴老、玎玲（女同志）、王濛，余切，这四个人为领衔主编。

剩下的都是主编，他们按照姓氏的先后顺序来安排。

然后，开篇的“编者序”

巴老和余切合写，向全国的中文系学生介绍这一文学研究教材的编撰过程。

一开头便是：亲爱的读者朋友，在校教师们，我和余切以及其他编者在1985年四月开始经历了漫长的编撰工作这本书恐怕错漏百出，后面还需要经过多次勘误，但已经是我们能做到的最好。

巴老、余切，以及其他编者留。

余切对这种安排自然满意，他该拿到的名誉都拿到了。

而且，这个事情让余切更坚定了自己的想法：有时候一言堂又快又好，比发扬民主管用的多，这类事情屡屡发生。

如果杭城会议时，余切没有站出来说话，任由大家扯淡，最终‘春雨行动’这一社会事件是绝不可能发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