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乔治·桑，这位近年来声名鹊起的女作家在巴黎文坛可谓家喻户晓。

当然了，这里面有一部分原因是由于她的作品确实不错，但众所周知的是，如果单单凭借作品，在法国是很难引起这么大的关注度的。

身为文人，你想在巴黎出人头地，要么就成为夏多布里昂、梯也尔和雨果这样的政见领袖，要么就得像是大仲马、维尼、巴尔扎克那样，有许多事情可以让人们津津乐道。

而乔治·桑，显然属于后者。

她在法兰西文坛占据一席之地，可不是单单靠着《印第安娜》和《莱利亚》。

关于这位女作家，人们讨论最多的往往不是她的作品，而是她的那些看起来十分古怪的癖好。

根据基督教的教义，男性不能穿着女性服装，女性也是不得穿着男性服装的。

当然了，现在时代变了，19世纪的女性出于健康、职业或骑马等缘由，有时候也会选择穿裤子。

但即便如此，不管是在伦敦还是巴黎，像乔治·桑这样天天穿男装的女士依然是不多见的。

《乔治·桑肖像》法国画家查尔斯·路易·格拉西亚绘于1835年 更令绅士淑女们无法接受的是，乔治·桑穿男装也便罢了，她居然还在公共场合吸烟，浑然没有半点女性该有的柔美模样。

并且，她自己抽烟也就算了，她还撺掇许多朋友效仿她。

因此，就连思想开明的雨果在被人问及对乔治·桑的看法时，也不得不委婉的表示：“乔治·桑自己也分不清她是男是女。

我对所有同行都怀有崇高敬意，但她究竟该算作我的姐妹还是兄弟，这不该由我来定夺。”

当然了，虽然传统观念很难接受乔治·桑的行为，但这里毕竟是巴黎，而不是外省地方。

因此，对于乔治·桑种种行为的评价，基本是毁誉参半的，看上去就和奥尔良派、波拿巴派、共和派和正统派之间的率差不多。

她的大多是在赞扬乔治·桑思想开放，并与保守的社会偏见作斗争。

至于批判她的，理由则五花八门，在种种理由当中，批判她穿男装、抽雪茄、带坏社会风气的大概占到七成，至于剩下那三成，则大多与乔治·桑的性取向有关系。

虽然她在18岁的时候就结婚了，但九年后她便离开了丈夫，独自来到巴黎闯荡，前两年还正式与她的丈夫达成了分居协议，从此便彻底的各玩各的了。

论起乔治·桑交往的男友，其中既有桑多、缪赛、梅里美这样的作家，也有博卡日这样的男演员和普尔扎诺夫斯基亲王这样的波兰裔俄罗斯贵族。

虽然她的私生活很混乱，但是毕竟这是巴黎嘛，哪个巴黎人的私生活不混乱呢？

但乔治·桑千不该万不该，她和男人玩也就算了，为什么还要去勾搭女人呢？

勾搭女人也就算了，她偏偏还要去勾搭那些已经有固定伴侣的。

像是之前令维尼与大仲马争风吃醋的知名女演员多瓦尔，便是她的目标之一。

乔治·桑写信给玛丽·多瓦尔说：“我今天看不见你，亲爱的。

我没有那么多快乐。

星期一，早上或晚上，在剧院或你的床上，我必须去吻你，女士，否则我会发疯的。

我像罪犯一样工作，这是我的奖励。

再见，所有人中的美女。”

多瓦尔的回信则同样热烈：“你是个坏人，我期待着你整晚都在我的小屋里。

我们很快就会在五点钟吃晚饭，然后一起离开。

让我们看看，摸索一下。

我昨天整晚都在看你，我看着你，没有看到你的眼睛。

你看起来像个混蛋。

明天早上我会来看你。

今晚我不在家。

我的上帝，我有什么愿望这么说！

所以我们永远无法坚持下去？

而当维尼发现乔治·桑居然在撬自己的墙角时，直接气的直呼乔治·桑是“该死的女同性恋”

，并放出话来，警告乔治·桑最好离多瓦尔远点，否则就要让她在巴黎混不下去。

虽然乔治·桑并没有就此中断这段感情，但是至少在收到维尼的警告后，她确实收敛了一点。

再说了，她在同一时间还有其他感情需要处理，譬如说她和作家缪赛以及律师路易·米歇尔的关系。

但是没过多久，她就又找上了其他目标，那就是李斯特的情人玛丽·德·达古伯爵夫人。

只不过，玛丽看上去似乎对同性关系不感兴趣，而且她正沉浸于和李斯特的热恋之中，所以一直以来只是把乔治·桑当作她的好闺蜜来看待，她与乔治·桑无话不谈，还把自己是如何爱上李斯特、如何与他私奔等细节都一五一十地讲给了乔治·桑听。

所以，当乔治·桑发现玛丽居然对她不感兴趣时，嫉妒和愤恨的心理便占据了上风，她想要报复玛丽，或许这便是她将《贝雅特丽丝》的相关情节泄露给好友巴尔扎克，唆使他出版这么一本的缘由。

当然了，事情的真相是否如此，亚瑟暂且还不能下判断，但是这便是巴黎神探弗朗索瓦·维多克在结合了多方证据后合理推断出的结果。

但是，即便暂时不能确定，可是面对维多克摆在他面前的一系列证据，亚瑟得公道的说，如果放在苏格兰场，基本上已经可以进入最后的审判流程了。

巴黎，布雷奥克侦探事务所。

亚瑟靠在椅子上，翻看着桌上厚厚一沓的资料，时不时还会抛出一两个问题：“维多克先生，你确定巴尔扎克真的亲口告诉了你，向他泄密的人是一位女士吗？”

“千真万确。”

维多克手里抛着硬币：“你难道不知道我和巴尔扎克先生的关系吗？

他经常到我这里取材，偶尔我们还会去酒馆里喝两杯。”

“我当然不是不相信您，但是您也知道，干咱们这行的，最重要的就是严谨。”

亚瑟放下资料，双手合十放在办公桌上：“您能还原一下当时的情景吗？”

维多克一把抓住半空中的硬币，仿佛那便是他口供的凭证：“那还是上个月的事。

巴尔扎克先生当时正在为新作品而苦恼，于是便跑到我这里找灵感。

我们聊了一下午，但依然没什么结果。

可是转过天，我在咖啡馆里看见他的时候，他却变得容光焕发了。

我问他，是不是碰见什么喜事了。

结果他告诉我，某位在巴黎文坛地位举足轻重的女士，给他讲了个好故事，他要把这个故事写出来。”

说到这里，维多克顿了一下，他翘着二郎腿笑道：“当时我多留了个心眼儿，我问他说，既然是个好故事，那位女士为什么不自己写呢？

结果你猜巴尔扎克先生怎么回复我的？”

亚瑟早就猜到了下文：“那位女士与故事的女主人公关系太近了，不便自己写，所以就交给他了？”

维多克哈哈大笑的拍了拍亚瑟的肩膀：“老弟，你和我一样，天生就适合干这行。”

亚瑟闻言，没有半点高兴，他只是略一撇嘴：“无聊的案情，和大部分情杀案的路子都差不多。”

“要是所有案子的案情都跌宕起伏的，那咱们这些人还到哪里混饭吃呢？”

维多克替亚瑟倒了杯酒：“行了，案情清楚了，费用你是现结还是记账？”

亚瑟拿起桌上的白手套，慢条斯理的套上：“老规矩。”

“挂苏格兰场账上？

用什么名头？”

“敏感案件保密经费。”

“具体是什么敏感案件呢？”

亚瑟理了理衣裳，提起手杖：“无可奉告。”

“工整，对仗。”

维多克一边签着单子，一边吹了声口哨：“这下就严谨了。”

虽然维多克不知道亚瑟到时候会怎么向财政部解释每年都在增长的敏感案件保密经费，但是作为一个在大巴黎警察厅摸爬滚打多年的中层干部，他很清楚什么事情该问，什么事情不该问。

说不准，亚瑟现如今在内务部那边也有了当年塔列朗在法兰西的地位呢。

对待这样有潜力的大客户，维多克向来是公私分明的，公家的事情办完了，私下里他看在朋友的情面上，还可以额外多送亚瑟仨瓜俩枣的。

“老弟，别急着走啊！”

维多克出声挽留道：“你要是不忙的话？

一起吃个午饭？

你这几年都没来巴黎，这阵子巴黎地界上的风土人情可变了不少，你要是有时间，一会儿吃饭的时候，我重新给你介绍介绍？”

亚瑟正要拉开门出去，闻言顿住，回过头来，他望着维多克满脸的笑容，终究还是把手收了回来：“既然您有这个想法，我也不好做那种不解风情的人。”

维多克嘿嘿一笑，当即唤来仆役，让他们先去备车。

二人喝杯茶的时间，维多克那辆镶着铜扣、漆面乌亮的四轮马车便已经候在了楼下。

看得出来，维多克这些年确实赚了不少钱，车身两侧都嵌着鎏金的花纹，玻璃窗上还蒙着轻纱，而像是这样的马车，布雷奥克侦探事务所的后院还停着四辆。

此时正是晌午，巴黎的街道比清晨更加喧嚣。

拱廊下的咖啡馆里，侍应生高声吆喝着客人落座，几个戴着宽边帽的索邦大学学生一边抽着廉价雪茄，一边激烈辩论着国家前途。

拐角的面包铺里，学徒正把热气腾腾的法棍面包递给排队的主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