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散西军？

这才刚打了一个胜仗，怎么就要给解散了呢？那大家的股票怎么办？不是刚发的原始股么？那那些归附了的党项藩人又要怎么算呢？

一时间，三十万大军尽皆吵闹了起来，赵顼不语，只是稍微等了一...

四月初十的汴京，春意正浓。宣德门外鼓声如雷，却不再是驱逐，而是迎接。我立于马车之上，望着那熟悉又陌生的城楼，青瓦飞檐间飘着几缕薄云，仿佛时光倒流，回到了十年前初入相位的那一日。只是这一次，我的鬓角已染霜雪，袍服亦不如当年鲜亮，唯有眼神未改??依旧如寒潭深水，沉静而坚定。

百姓夹道相迎，不似昔日观望畏惧，反倒满是热切。孩童捧着新抄的《便民手册》奔走传诵：“免役代金，按户等出；青苗贷本，灾年缓息。”老农拄杖而来，颤声道：“相公回来了，咱们的好日子就有盼头了。”更有从河北赶来的流民代表，跪地叩首，言其乡里因旧法复行，豪强重起，田赋倍增，几近破产，唯望新政再兴。

我扶起老人，声音不高，却字字清晰：“诸位信我一日，我便不负此生。”

入宫前，我并未径直前往政事堂，而是先至太庙外下车步行。春祭刚过，香火未散，我在祖宗牌位前行三拜九叩之礼，默祷良久。不是为自己求安，而是为天下苍生祈一线生机。变法之路，从来不是一人之志所能成就，它需要天时、地利、人心齐聚。如今边患频仍，财政枯竭，民心思变??这便是天意所向。

翌日清晨，紫宸殿召对。

天子坐于御座，神色憔悴，眼底隐有血丝，显是连日忧劳所致。见我入殿，竟起身相迎，执手叹曰：“卿去之后，朝中再无敢言实话之人。旧法尽复，然国用益窘，军饷难支，百姓怨声载道。朕每夜辗转反侧，始知非卿不能救此危局。”

我躬身答道：“陛下明鉴万里，能察弊政之源，已是社稷之福。臣不敢居功，只愿竭尽驽钝，助陛下重振纲纪。”

他点头，随即命内侍取来三份奏章，皆为地方急报：一者言京东路饥荒蔓延，官仓空虚，无力赈济；二者称江南漕运受阻，米价腾贵，富户囤粮不出；三者则是延州守将密奏，西夏主力集结贺兰山下，恐将大举入侵。

“若依旧制，当如何？”天子问。

“依祖宗旧法，则调兵征粮，催科逼税，以应急需。”我缓缓道，“然今民力已疲，差役繁重，若再加压，必致民变。且财赋出自田亩，而田亩多归豪族，贫者无立锥之地，焉能再榨？”

“那依卿之见呢？”

我抬眸直视龙颜：“重启新政，但不必全复旧章。可择其最紧要者先行，名为‘救时三策’：一曰复青苗法于灾区，专供灾民借贷度荒；二曰重设市易务于两京及沿江重镇，平抑物价，打击囤积；三曰推行‘差募并行’之免役法改良版，使上户多出钱，下户少服役，贫者可用钱代役，富者不得逃责。”

殿中一时寂静。参知政事韩维皱眉道：“此非又回安石旧政乎？若再启纷争，恐动摇国本。”

我淡然一笑：“国本何在？在百姓安居乐业，在国家有钱有兵，在朝廷令出即行。若一味惧怕纷争而弃良法不用，才是真正的动摇国本。况且，此次推行，并非由臣独断，而应广集廷议，择善而从。臣愿立军令状：一年之内，若三策不行，则自动请辞，永不干政。”

天子沉吟良久，终拍案而起：“准奏！即日起，命王安石主持‘救时三策’施行事宜，暂领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总揽政务。”

退朝后，陈?随我归邸，一路无言。直至书房落座，他才低声问道：“相公真打算只行三策？不再提均输、方田之类？”

我端起茶盏，吹了口气，轻啜一口：“时机未到。如今朝中暗流汹涌，吕惠卿虽遭挫败，然党羽遍布六部，尤以三司为甚。司马光虽退居修史，然清议之声仍为其所控。此时若全面翻盘，反易激起反弹，功亏一篑。故须步步为营，先以实效服人。”

正说着，门外通报：苏子容求见。

我心头一震，忙亲自迎出。苏颂乃当今硕儒，精通天文律历，更难得的是为人公正，不偏新旧。他曾私藏我所赠《民议实录》，却不肯轻易表态支持，今日亲至，必有深意。

相见寒暄毕，苏颂开门见山：“介甫兄，我来问你一句真心话：你今日所为，究竟是为了自己复位，还是为了天下苍生？”

我不假思索：“若有一念为私，愿五雷轰顶。”

他凝视我片刻，忽而长叹：“好。我信你。但我亦提醒你：士林清议，最重名节。你若欲成大事，不仅要有铁腕，更需得人心。眼下舆情渐转，然仍有诸多误解。有人言你结党营私，有人道你苛待同僚，更有说你逼死谏官……这些流言，虽无实据，却如蚁穴蚀堤。”

我默然良久，起身取出一册手稿，递予他：“这是我近年所撰《自省录》补遗，记录我执政以来每一项决策之原委、得失与反思。其中不乏错处，亦有悔恨。请子容带回去细阅，若觉可公之于众，便任你刊布。”

苏颂接过，神情动容：“你要自曝其短？”

“正是。”我点头，“世人只见我强硬，不知我日夜自责。变法岂能无误？但错而能改，方为君子。若连承认过错的勇气都没有，还谈何为民请命？”

数日后，《自省录》节选悄然流传于太学与书坊之间。文中我坦承青苗法初行时确有吏员强配贷款之弊，曾致部分农户负债；市易法亦被个别官员滥用，打压正当商贾；更有一次因急于推进保甲训练，忽视农时，引发民怨。每一则皆附改进方案与后续纠偏措施。

士人哗然。有人讥讽为“伪饰忠厚”，但更多人开始重新审视这位“拗相公”。一位年轻进士在茶肆朗读其中一段：“吾知世人恨我之严，然不忍见贫者鬻妻卖子，富者兼并无度。宁负骂名，不负初心。”读罢泪下，满座动容。

与此同时，“救时三成品”迅速落地。

五月，首批青苗贷银拨付京东、陕西灾区，利率定为二十，远低于民间高利贷之五六分。地方官府设立“便民局”，由乡老监督发放，杜绝强行摊派。仅月余，便有十万户灾民得以购种还耕。

六月，开封、扬州、杭州三地重开市易务。朝廷出资百万贯作为平准基金，低价抛售存粮、布匹，打压囤积奸商。某巨贾拒不配合，竟煽动市井泼皮闹事，声称“王安石又要刮地三尺”。我下令严查，发现其多年勾结税吏逃税数十万贯，当即查封家产，充作赈款。百姓拍手称快，称“市易非害民，实锄奸也”。

七月，免役法改良案颁行。新规规定：全国户籍重造，分五等定役钱；一等户出钱最多，五等户及鳏寡孤独全免；愿服役者可减半缴钱；所收役钱统一归“募役司”管理，专用于雇佣衙役、驿卒等职。此举既减轻贫民负担，又避免胥吏滥用权力，民间称之为“活命钱”。

成效立现。八月，国库税收反增一成，因豪强无法再隐匿田产逃税；九月，前线军粮供应恢复畅通，种谔大军顺利渡河反击，夺回两座边城。

然而，风暴亦随之而来。

吕惠卿终于出手。他在家中密会旧党骨干，痛哭流涕道：“王安石不死，吾辈永无出头之日！”遂联合御史中丞李定，罗织新罪名：诬称我借“救时三策”之名，行“扩权敛财”之实，暗中培植亲信掌控要害部门；更捏造一封所谓“密信”，说我曾言“天子懦弱，不足与谋，待太子登基方可大展宏图”。

此信呈上，朝野震动。连一向信任我的天子也不禁犹豫。宫中传言，皇帝深夜召见心腹宦官，询问“安石是否有异志”。

关键时刻，沈括挺身而出。他携十年前所藏账册入宫，逐一核对我任相期间所有财政支出，证明每笔款项均有据可查，且多项开支实为填补前任遗留亏空。更令人震惊的是，他出示一份吕惠卿早年亲笔文书，显示其曾在市易法推行之初主动请求“分管东南诸路市易事务”，并承诺“必使国库增收三十万贯以上”，与今日所言完全相悖。

证据确凿，天子震怒，贬李定出京，吕惠卿削职留任，责令闭门思过。

风波暂息，然我心中清明：只要利益之争尚存，攻讦便不会终止。真正的战斗，不在朝堂唇舌，而在制度能否持续运行。

于是，我做了一件前所未有的事??向天子提议设立“讲法案”。

每月初一，召集两府大臣、台谏官员、翰林学士及地方转运使代表，在崇政殿公开辩论新政执行情况。议题不限，可褒可贬，允许当面质询主政官员。我本人率先垂范，三次登台接受诘问，面对尖锐提问从不回避，或引数据反驳，或坦承不足，甚至当场宣布调整某项细则。

此举震动朝野。有人说我“收买人心”，有人说我“沽名钓誉”，但不可否认的是，越来越多原本反对新政的官员开始认真研读法条，提出建设性意见。甚至连司马光也派人送来一份《免役法利弊十二论》，虽仍持批评立场，却承认“募役之法若行之得当，确可解差役之苦”。

冬十月，西北战事告一段落。西夏请和，归还掳掠人口三千。捷报传来，京城张灯结彩。天子亲赴太庙告祭，还特许我在南郊观礼。

礼成归途，忽见一群少年列队于道旁，齐声朗诵《便民手册》结尾语句：“法贵便民，政在利民。苟利于国，生死以之。”

我勒马驻足，久久不能言语。

陈?策马靠近，低声道：“相公，您听到了吗？火种真的烧起来了。”

我点点头，仰望苍穹。暮色四合，星辰初现，一如当年离京那夜。只是今夜风清月朗，再无阴霾压境。

回到府中，我提笔写下一段话，附于《自省录》末页：

> “吾少读《孟子》，至‘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辄热血沸腾。及长掌权，始知践行此八字，需以一生抗争为代价。谤我者众，毁我者多，然每念及河北老农握着我的手说‘终于有人替我们说话了’，便觉万死犹轻。

> 变法非一人之事，亦非一代之功。它是一场漫长的觉醒，一场对公平的追寻。只要还有人记得‘青苗贷’本为救穷，‘免役法’原是要破不公，那么纵使我身陷囹圄，形销骨立，此志不灭。

> 春风再绿江南岸??不是过去，而是将来。

> 我不去想是否成功，只想是否做了该做的事。

> 如此，足矣。”

写毕，合书静坐。窗外，春风拂过庭院残雪，溪水潺潺，万物复苏。

我知道，明天还会有人上疏弹劾我。

但我也知道，明天也会有更多的孩子背诵《便民手册》，更多的农夫谈论役钱多少，更多的商人计算市易利润。

而这，正是我希望看见的世界。

只要这样的声音不断，哪怕风雨再狂，雷霆再厉，我也敢说一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