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哪能多如意？

万事只求半称心。

曾国藩云：“发上等运，结中等缘，享下等福；择高处立，就平处坐，向宽处行。”

一个人如果没有远大的理想，那他就像大海里的一叶帆船，摇摇欲坠地漂浮在茫茫的大海上，注定无法到达彼岸。

人生也不可能事事一帆风顺，也别奢望有贵人相助。

扬起生命之帆，朝着那个属于自己的港湾，向前方坚定不移地远航吧！

就像家乡那一条小溪，涓涓细流，川流不息，相信总会有一天能拥抱大海。

时间过得真快，一晃眼三年的高中幸福时光很快就要过去了，即将进入高考倒计时阶段。

这三年我到底学到了什么，我感觉即使临近毕业还像盲人过河——摸不着边，自己心中没有底，就这样虚度了一千多个日日夜夜。

直到有一天，老师提醒我们诸位大侠，这一学期结束后大家就要各奔前程了。

心一惊有些痛，什么各奔前程了，难道就这样我们要天涯各一方吗？

可我分明感觉还在昨天，这每天早晨琅琅的读书声，隔壁班还在唱着《童年》，怎么说毕业我们就可以毕业了呢？

我用手指恨恨地捏了一下大腿，不错，有些痛，不是白日作梦，老师说的是真的。

泪水就要夺眶而出了，强忍着内心的痛，不让眼泪流出来。

我们还有几十天就要各奔东西了，也就是说，如果考不上的话，我就极有可能去农村生活了。

我一个从农村出生的小毛孩，虽然生在农村，但自小却没有干过几天农活，一直跟着父亲在外读书，几近一个白面书生，说是书生却没有半点书香气息，自己也知道“腹内原来草莽”

。

也没有掌握半分农活的技巧，真要去干农活的话，肯定是孔夫子搬家——尽是书（输）。

如果真要我从此丢下书本，去干那些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活儿，不去讨米才怪。

寒来暑往，春夏秋冬，我一个没有学会生存技巧的人，又如何能扛起锄头，去那几分薄田刨食，土房青瓦遮风雨。

况且，我还没悟到书本上的智慧，也没有掌握这农家的生存法则，手无缚鸡之力，又无三寸不烂之舌，这不是要人性命吗？

如果又回到原点，那我还出来读书打拼十余载，仅仅是为了能认得自己的姓名，计算简单的数字而不被人宰杀？

难道就要从哪里来回哪里去，这就是我一辈子想要的憋屈生活？

十余年的努力，就要付诸东流，昔日的汗水就要白流。

我难道会甘于被命运摆布，屈服于命运的安排，做一个规规矩矩的刨食人？

不，决不，我内心在呐喊。

我又想起了那悲惨的过往，心还在隐隐作痛。

那天周末回家，母亲安排我和余林一起跟她去送公粮，当时的政策规定，对于分田到户的农户，需要完成一定的公粮任务。

于是我与弟余林一起，跟随着送粮大军，到附近的仁村所在地的一个县级粮库送粮。

一个十二三岁的毛头小子，还是一个小屁孩，人还没长高，却要跟随生产队的一帮叔伯阿姨、哥哥姐姐们去送粮。

一担几十斤的稻谷压在幼小的肩上，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

父亲在外工作，也没有过多的时间帮衬母亲。

即使回家，周末也要到大山里面砍柴挑回家，家里才不会断炊。

家里没有多余的劳力，母亲把心一横，要我们兄弟俩也担起生活的重负。

这一来可以为家里减轻一些负担；二来可以锻炼一下我们的耐力，接受一下生活的洗礼，也体验一下生活的残酷和不易。

母亲提出让我们兄弟跟随她一起去送粮，声音很小，既怕我们不愿意，也怕真委屈了我们。

她知道自己的两个儿子还那么小，就要他们过早地承担生活的重负，似又有些不太忍心。

余林天生就是做农活的一把好手，虽比我这个做哥的小两岁，但在干农活方面比我这个做哥的人老道得多。

余林听说是去送粮，就二话没说马上就答应了下来。

我见他都没意见，也不好意思说什么，这样，送粮这件事就算我们兄弟俩承担了下来。

用箩筐挑几十斤的粮食，对于余林来说可是小菜一碟，可对于一个从没有经过生活太多磨难的我来说，可是雪上加霜。

挑着这几十斤重的稻谷，我每走一步脚就像灌满了铅一样异常沉重，每挪一步都异常艰难。

母亲看着我满脸通红而又爱莫能助，而她挑着一百多斤的重担居然面不改色心不跳，好像还轻松自如。

她只是不停地安慰我，如果难受就停下来休息一下喝点水再走，要不然，等她把粮谷送到粮站再来接我。

我涨红的脸摇着头坚定地说，不，我能扛住，再咬咬牙就快要到了。

我的肩上磨起了泡，脚板也起了血泡，每走一步都有切肤之痛。

全身都湿透了，衣服没有一块地方是干的，带着擦汗用的洗脸巾全部被汗水浸透了。

余林倒是轻松，看着我如此难受，余林说，哥，你在后面休息一下，我尽量走快一点，等会我来接你如何？

我摇了摇头，说没什么呢，还是一起走吧。

就这样咬紧牙关，不让自己的眼泪掉下来，在心里反复安慰自己。

我在心里对自己说，马上就要到了，再扛一会儿，胜利就在前面，曙光就在面前。

没有什么能阻挡我前进的步伐，就这样硬扛着把这担稻谷送到了粮站。

到了粮站，自己一下子瘫倒在地，嘴上直喘着粗气说不出话来。

母亲看着我自己的脚和肩膀被磨出血泡，她的心有些痛，轻轻地问我痛不痛？

我咬着牙说不痛不痛，男子汉怕什么痛呢？

母亲笑了笑，说你真不是做农活的料。

你看你弟比你强多了，一点也不觉得吃力，还是努力读书吧，真的做农活的话，你小子连自己也养不起，还说养家糊口呢，不饿死才怪？

我强颜欢笑，看了看远方，真的感到有些无助和悲伤。

知女莫若母，知子莫若父，没有谁能像母亲那样懂我。

我真不是干农活的料，哪像余林，一担几十斤重的稻谷，他挑起如履平地，毫不费力，就像平时走路一样谈笑风生。

我望一望余林，想从他身上找到有什么特异功能的地方，可除了他一身臭汗，什么也没有发现。

同是一个母亲生的，怎么差别那么大呢？

我有些恨自己，更有些担心。

果真回到农村，我又靠什么养活自己呢？

我暗暗思量，除了读书可以改变自己的命运外，没有其他捷径可走了。

六七十年代，按照国家政策规定，生产队按照计划要安排农户，每年要向县食品公司交纳一定数量的生猪，而食品公司可以按优惠的价格，按重量给予上缴的养猪户一定的资金补助。

那一天，我和余林早早地起床，跟随着父亲、母亲以及我家走得比较近的远房亲戚老蔡，父亲与老蔡用猪架子抬着一头被捆在架子上的猪，那头猪足有二百来斤重。

为了减轻负担，父亲还请了一位邻居老何帮忙，抬累了的话可以有人手换一换。

毕竟离我家离县城食品公司有二十里路远，这么远的路，三个人轮流抬着一头二百来斤重的生猪，其辛苦就可想而知了。

这么远的路程，就是平时走路也觉得不易，何况要抬着一头二百斤重的猪呢。

我与余林因为年纪小，明显帮不上忙，别说帮忙，不帮倒忙就算好了，这路途遥远，平时就是走路也觉得头昏脑涨。

父亲、老蔡和老何轮流上阵，好不容易才把这头猪抬到目的地，看他们累得满头大汗，更觉得生活的艰辛与苦涩。

到了那找到工作人员，父亲毕恭毕敬地向一名过秤员递了一支烟，并帮那人点上火，一脸的笑容。

这包烟是去的路上父亲下了好大的决心才买的。

父亲本不抽烟，但又要找人办事，在烟摊前徘徊了老半天，最后一咬牙才忍痛买上的，花了父亲好几角钱，父亲为此心疼了好久。

如果不去求人办事，他是绝对不会浪费这几角钱的。

食品公司的人自然很牛，当时实行的是计划经济，猪肉凭票供应，购肉要在食品公司供应点上，他们自然有生杀大权。

可以给你肥肉，也可以给你瘦肉，也可以卖给你一些骨头，全凭他们说了算。

在那时，这些部门简直就是肥缺，谁都想往里挤，家里没有硬的后台，想到这儿谋一个职位，难啦。

在生猪收购点上，他们的权力更加显赫，在这里他手上有权决定少给你几块钱乃至十多块钱。

他金口玉言，少扣你十来斤“水”

，让你赚得盆满钵满，多赚一二十块钱，这在当时可是要命的事儿。

因为这上缴生猪，不仅是政治任务，而且还有很大的利益关联。

他金口一开，可以扣除这生猪来时吃的几斤或十来斤饲料，再计算生猪的净重量，农村就把它叫“除皮”

“除水”

。

也就是每头生猪在计算净重量时，或多或少要扣除几斤或十几斤水分。

因为在来之前，要给猪喂饱才上路，所以，在上缴生猪时，就要扣除相应的水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