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他看来，只要能收拢皇权，委政“李党”

也并无不可。

李德裕没有辜负唐武宗的信任。

他上任后立即以宰相为中心给“三省”

加权，同时发挥“李党”

的作用，在朝中培育自己的势力，为日后从宦官集团手中夺权奠定了基础。

仇士良等人初时并未在意李德裕的回归和把权，毕竟无论牛、李谁上台，宦官集团都是文官集团内部夺权时最重要的“外援”

。

只要有共同的利益，敌人也能成为朋友。

可仇士良逐渐发现，唐武宗对“李党”

的信任已经远远超越了“利用”

。

唐武宗性喜行猎游宴，即便成了九五之尊，依旧保持与武士角力的习惯，并常常邀请长安城内的地痞无赖进宫，与自己谈天说地。

这在仇士良看来，正是皇帝玩物丧志的表现，是好事。

然而某次唐武宗自泾阳县打猎归来，因为回城时间较晚，被出身“李党”

的谏议大夫高少逸、郑朗堵在紫宸殿内。

唐武宗不但不生气，事后还专门找到李德裕等宰相，对高、郑二人大加赞赏，请李德裕多推荐一些忠直之臣入朝，好让自己效仿唐太宗。

唐武宗如此大反常态，仇士良等人看在眼里，终于意识到，李德裕的出现使得宦官们正在失去皇帝的信任。

仇士良当然不甘失败，很快，“机会”

来了。

会昌二年（842）四月，群臣倡议，给唐武宗上尊号。

这在唐代属于皇帝加强皇权的大事，所以唐武宗钦命李德裕主理尊奉事宜，并令仇士良安排神策军负责安保工作。

按照惯例，给皇帝上尊号，需要提前准备敕书，并在典礼施行当日大赦天下。

不知道是不是仇士良的故意安排，神策军中却传出一条小道消息，称宰相李德裕与户部、度支使等商议，即将于下一年度削减神策禁军的衣物和军饷。

该项旨意内容将在皇帝大赦当日随敕书一同发布，昭告天下。

神策军本为西北戍边部队，因安史之乱后禁军溃败，才得以凭借卓越的战斗力从野战军逐渐升格为长安禁军，并借助强大的军势，震慑各地不臣的藩镇。

为此自唐代宗起，犒赏神策军、笼络军心就成为每任皇帝登基后必做的大事。

小道消息把李德裕描绘成离间皇帝与神策军关系的“佞臣”

，引起军中将士骚动。

仇士良见机赶紧向神策军传话，称此消息若属实，他必将在典礼当日带领众将士讨回公道！

仇士良胸中想必又燃起了废立皇帝的热情，可这回还没等他准备好一切，神策军就收到了宫中的旨意：“赦令自朕意，宰相何豫？

尔渠敢是？”

简短的十三个字，唐武宗既表明了自己支持李德裕的态度，也在神策军中彰显了自己有担当的形象。

当然，这道简短的圣旨还间接剥夺了仇士良控制神策军的权力。

不得不说，唐武宗这波“一石三鸟”

之计用得实在高明。

经此事后，仇士良威信尽失，不久后便称病致仕，退出朝堂。

仇士良走了，唐武宗终于可以做回真正的皇帝了。

他和李德裕都期盼唐朝“中兴”

，可在晚唐波诡云谲的政局里，除了宦官干政，藩镇割据也是一大“毒瘤”

。

会昌三年（843），潞州（今山西长治）传来异动。

就在唐武宗集中精力对付仇士良时，昭义军节度使刘从谏病死了。

刘从谏是前任昭义军节度使刘悟的儿子，早年随父起兵斩杀平卢节度使李师道。

后来刘悟得朝廷嘉奖，当上昭义军节度使后，他又帮乃父经营藩镇，并在刘悟去世后，效仿成德、魏博、幽州军镇的世袭制度，自领留后，自掌兵权。

刘从谏向来与宰相王涯交好，在后者的影响下，他前半生忠于朝廷。

但自从仇士良在“甘露之变”

中将王涯列入郑注、李训一党杀害后，他便彻底与朝廷为敌，临终前还特地嘱咐侄子刘稹继承昭义军祖业。

刘从谏死后，刘稹秘不发丧，自立为新任昭义军节度使，并派人前去长安求唐武宗派御医。

同时逼令监军宦官崔士康向朝廷奏报刘从谏病重，要求朝廷准许他自领留后，管理藩镇的日常事务。

由于刘稹使用的这一套“方案”

，刘从谏当年自领昭义军节度使时也用过，因此，朝廷很快意识到昭义军镇有变。

唐武宗当政时期，藩镇节度使但凡有独立之心的，基本都已独立。

像刘稹这种铁了心要割据一方的，只要唐朝皇帝点头，一切都水到渠成。

可这回唐武宗想硬气一把。

接到朝廷的奏报后，唐武宗假装不知刘氏家族的别有用心，先派宦官解朝政带着御医前去问疾，过几日再就刘稹升职加薪一事给昭义军发圣旨：“（朕）恐从谏疾未平，宜且就东都（洛阳）疗之；俟稍瘳，别有任使。

仍遣稹入朝，必厚加官爵。”

这下，可把刘稹整不会了。

事实上，他根本没有谋反之心，只不过想借伯父刘从谏之死尽快完成昭义军节度使一职的内部传承。

他也料定唐武宗会像中晚唐其他文弱的皇帝一样，只是派宦官过来走走流程、意思意思，就承认了既定事实。

可他却没想到，唐武宗这回做了两手准备。

解朝政还在路上，唐武宗又派了一路特使直赴潞州。

到了地方，特使当着军中将士的面，宣读唐武宗圣旨，要求刘氏众人随刘稹入京觐见。

刘稹尴尬极了，他不敢“受敕命”

，又不知如何圆谎，便只能将特使晾在营外。

在这种进退两难的情形下，对于刘稹而言，拥兵自立反倒成了最理性的选择。

问题又抛回给了唐武宗。

说实话，要不要围剿刘稹，他也没有主意。

此时，他手中仅有一支稍微听话点的神策军。

一旦与昭义军开战受挫，不仅会让他丧失好不容易重建起来的威信，更有可能引发其他自立的藩镇对长安群起而攻之，酿成第二次“安史之乱”

亦未可知。

不巧的是，昭义军叛变前夕，唐朝边境还发生了一件大事——回鹘汗国灭亡，回鹘残部内迁。

在安史之乱中，回鹘曾多次派兵协助唐朝平叛。

尽管此后因为唐朝式微，回鹘曾多次借机欺负唐朝，但总体来说，对于大唐帝国的重建，回鹘算是出力颇多的族群。

回鹘内迁，按道理唐武宗应该表示欢迎，可此番内迁的回鹘部落实在太多，单是主力部队就囊括了回鹘的27个部落，其中将近一半的回鹘部众都是过去回鹘汗国乌介可汗的亲属部队。

他们的诉求也十分明确，希望唐武宗借兵给回鹘复国。

而这显然超出了唐朝军队维持边境防务的能力，故唐武宗接到边疆的奏报后，只是派员前往边塞，招抚赈济回鹘南下各部，并规劝他们听从乌介可汗的领导。

仅此而已，并未派出一兵一卒。

眼见得不到唐朝政府的正面协助，乌介可汗勃然大怒，率兵谋反。

还好卢龙节度使张仲武出兵围剿，回鹘残部才未在唐朝边塞掀起更大的风波。

内外都不安稳，要不要出兵围剿刘稹，问题变得十分棘手。

面对唐武宗的问策，“李党”

大臣虽然多数与李德裕进退一致，但在面对生死攸关的国家问题时，却都做起了缩头乌龟，认为：“回鹘余烬未灭，边鄙犹须警备，复讨泽潞，国力不支，请以刘稹权知军事。”

好在李德裕坚挺住了，他向唐武宗进言道：“敬宗不恤国务，宰相又无远略，刘悟之死，因循以授从谏。

从谏跋扈难制，累上表迫胁朝廷。

今垂死之际，复以兵权擅付竖子。

朝廷若又因而授之，则四方诸镇谁不思效其所为，天子威令不复行矣！”

唐武宗追问李德裕，有何具体应对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