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雀掘鼠”

是唐张巡的典故。

张巡在睢阳被安禄山围困，苦守日久，军中无食，只得张网捉雀、掘穴捕鼠来充饥，但仍死守不屈。

罗雀掘鼠是不得已时的苦法子，受到敌人包围，只得苦挨，但怎能期望兵士在平时也都有这种精神？

周延儒乘机中伤，崇祯在这时已开始对袁崇焕信心动摇。

他提到袁崇焕以“清慎为己任”

，似乎对他的“清”

也有了怀疑。

崇祯心中似乎这样想：“他自称是清官，为什么却不断的向我要钱？”

袁崇焕又到锦州去安抚兵变，连疏请饷。

十月初二，崇祯在文华殿集群臣商议，说道：“崇焕先前说道‘安抚锦州，兵变可弥’，现在却说‘军欲鼓噪，求发内帑’，为什么与前疏这样矛盾？

卿等奏来。”

“内帑”

是皇帝私家库房的钱。

因为户部答覆袁崇焕说，国库里实在没有钱，所以袁崇焕请皇帝掏私人腰包来发欠饷。

再加上说兵士鼓噪而提出要求，似乎隐含威胁，崇祯自然更加生气。

那知百官众口一辞，都请皇上发内帑。

新任的户部尚书极言户部无钱，只有陆续筹措发给。

崇祯说：“将兵者果能待部属如家人父子，兵卒自不敢叛，不忍叛；不敢叛者畏其威，不忍叛者怀其德，如何有鼓噪之事？”

“罗雀掘鼠”

和“家人父子”

这两句话，充分表现了崇祯完全不顾旁人死活的自私性格。

兵士连续四个月领不到粮饷，吵了起来。

崇祯不怪自己不发饷，却怪带兵的将帅对待士兵的态度不如家人父子。

他似乎认为，主帅若能待士兵如家人父子，没有粮饷，士兵饿死也是不会吵的。

俗语都说：“皇帝不差饿兵。”

崇祯却认为饿兵可以自己捉麻雀、捉老鼠吃。

周延儒揣摩到了崇祯心意，又乘机中伤，说道：“臣不敢阻止皇上发内帑。

现在安危在呼吸之间，急则治标，只好发给他。

然而决非长策，还请皇上与廷臣定一经久的方策。”

崇祯大为赞成：“此说良是。

若是动不动就来请发内帑，各处边防军都学样，这内帑岂有不干涸的？”

崇祯越说越怒，又忧形于色，所有大臣个个吓得战战兢兢，谁也不敢说话。

[79] 军饷应当由户部（财政部）支付，那是公帑，崇祯年间，除了每年应收的钱粮赋税之外，还加派“辽饷”

（指定用于对付满清的军费）、“练饷”

（指定用于练兵），两项军费的加派在崇祯末年每年超过二千余万两。

在崇祯初年，当会少一些，但也不至于对锦州、宁远的国防部队欠饷达四个月之久。

锦宁前线是当时最重要吃紧的国防要地，别的地方可以欠饷，锦宁前线万万不能欠。

公家库房没有钱，皇帝的私房钱（内帑）却多得很，紧急关头，向皇帝暂借私房钱，也是合情合理之事。

但崇祯立刻不舍得而勃然大怒。

据《明季北略·卷五》载，当李自成在山海关外打了败仗而匆匆逃离北京之时，发现皇家内库“旧有镇库金积年不用者三千七百万锭，锭皆五百两，镌有永乐字。”

这样大笔银两，借出来发清欠饷，何乐而不为？

士气大振之余，还可进而克复辽东，同时赈济灾民，减弱“流寇”

的力量。

把几千万、几万万银两积在内库之中，不知又有什么好处？

宁远兵变索饷，后来以七万两银子解决，可见发清欠饷，并不需要一笔很大的款项。

三千七百万锭银子，每锭五百两恐怕太多了些，就算每锭只有十两，一共也有接近四亿两的巨款。

袁崇焕请发内帑，其实正是他不爱惜自己、不怕开罪皇帝、而待士兵如家人父子。

本来，他只须申请发饷，至于钱从何处来，根本不是他的责任。

国库无钱，自有别的大臣会提出请发内帑，崇祯憎恨的对象就会是那个请发内帑之人。

以袁崇焕的才智，决不会不明白其中的关键，但他爱惜兵士，得罪皇帝也不管了。

他会考虑：说不定朝中大臣人人不敢得罪皇帝，饷银就始终发不下来，那么就由我开口好了。

当袁崇焕罢官家居之时，皇太极见劲敌既去，立刻肆无忌惮，不再称汗而改称皇帝。

袁崇焕回任之后，宁远、锦州、蓟州都因欠饷而发生兵变，当时自然不能与清兵开仗，于是与皇太极又开始了和谈，用以拖延时间。

皇太极对和谈向来极有兴趣，立即作出积极的反应。

袁崇焕提出的先决条件，是要他先除去帝号，恢复称“汗”

。

皇太极居然答允，但要求明朝皇帝赐一颗印给他，表示正式承认他“汗”

的地位。

这是自居为明朝藩属，原是对明朝极有利的。

但明朝朝廷不估计形势，不研究双方力量的对比，坚持非消灭满清不可，当即拒绝了这个要求。

[80] 皇太极一直千方百计的在求和，不但自己不停的写信给明朝边界上的官员，又托朝鲜居间斡旋，要蒙古王公上书明朝提出劝告。

每一个战役的基本目标，都是“以战求和”

。

[81]他清楚的认识到，满清决不是中国的敌手，中国政治只要稍上轨道，满清就非亡国灭种不可。

满族的经济力量很薄弱，不产棉花，不会纺织，衣料不能自给，主要的收入是靠抢劫。

[82]皇太极写给崇祯的信，其实谦卑到了极点。

[83] 然而崇祯的狂妄自大比他哥哥天启更厉害得多，对满清始终坚持“不承认政策”

，不承认它有独立自主的资格，决不与它打任何交道。

[84]天启是昏庸胡涂，崇祯却是昏庸傲狠。

为了与满清作战，万历末年已加重了对民间的搜括，天启时再加，到崇祯手里更大加而特加，到末年时加派辽饷九百万两，练饷七百三十余万两，一年之中单是军费就达到二千万两（万历初年全国岁出不过四百万两左右），国家财政和全国经济在这压力下都已濒于崩溃。

明末民变四起，主要原因便在百姓负担不起这沉重的军费开支。

[85] 敌人提出和平建议，是不是可以接受，不能一概而论。

我以为应当根据这样的原则来加以考虑：敌人的和议是不是一种阴谋手段，目的在整个灭亡我们？

还是敌人因经济、政治、军事、或社会的原因而确有和平诚意？

必须假定缔结和约只是暂时休战，双方随时可以破坏和平而重启战端。

目前一直打下去对我方比较有利？

还是休战一段时期再打比较有利？

缔结和约或进行和平谈判，会削弱本国的士气民心、造成社会混乱、损害作战努力、破坏与军事同盟者的联盟关系、影响政府声誉？

还是并无重大不良后果？

和约条款是片面对敌人有利？

还是双方平等，或利害参半，甚至对我方有利？

如果是前者，当然应当断然拒绝；若是后者，就可考虑接受，必要时甚至还须努力争取。

在当时的局势下，成立和议显然于明朝有重大利益。

不论从政略、战略、财政、经济、人民生活那一方面来考虑，都应与满清议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