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短篇《越女剑》不包括在内，偏偏我的围棋老师陈祖德先生说他最喜爱这篇《越女剑》。

）我写第一部小说时，根本不知道会不会再写第二部；写第二部时，也完全没有想到第三部小说会用什么题材，更加不知道会用什么书名。

所以这副对联当然说不上工整，“飞雪”

不能对“笑书”

，“连天”

不能对“神侠”

，“白”

与“碧”

都是仄声。

但如出一个上联征对，用字完全自由，总会选几个比较有意思而合规律的字。

有不少读者来信提出一个同样的问题：“你所写的小说之中，你认为哪一部最好？

最喜欢哪一部？”

这个问题答不了。

我在创作这些小说时有一个愿望：“不要重复已经写过的人物、情节、感情，甚至是细节。”

限于才能，这愿望不见得能达到，然而总是朝着这方向努力，大致来说，这十五部小说是各不相同的，分别注入了我当时的感情和思想，主要是感情。

我喜爱每部小说中的正面人物，为了他们的遭遇而快乐或惆怅、悲伤，有时会非常悲伤。

至于写作技巧，后期比较有些进步。

但技巧并非最重要，所重视的是个性和感情。

这些小说在香港、台湾、中国内地、新加坡曾拍摄为电影和电视连续集，有的还拍了三、四个不同版本，此外有话剧、京剧、粤剧、音乐剧等。

跟着来的是第二个问题：“你认为哪一部电影或电视剧改编演出得最成功？

剧中的男女主角哪一个最符合原着中的人物？”

电影和电视的表现形式和小说根本不同，很难拿来比较。

电视的篇幅长，较易发挥；电影则受到更大限制。

再者，阅读小说有一个作者和读者共同使人物形象化的过程，许多人读同一部小说，脑中所出现的男女主角却未必相同，因为在书中的文字之外，又加入了读者自己的经历、个性、情感和喜憎。

你会在心中把书中的男女主角和自己或自己的情人融而为一，而每个读者性格不同，他的情人肯定和你的不同。

电影和电视却把人物的形象固定了，观众没有自由想像的余地。

我不能说那一部最好，但可以说：把原作改得面目全非的最坏，最自以为是，最瞧不起原作者和广大读者。

武侠小说继承中国古典小说的长期传统。

中国最早的武侠小说，应该是唐人传奇的《虬髯客传》、《红线》、《聂隐娘》、《昆仑奴》等精彩的文学作品。

其后是《水浒传》、《三侠五义》、《儿女英雄传》等等。

现代比较认真的武侠小说，更加重视正义、气节、舍己为人、锄强扶弱、民族精神、中国传统的伦理观念。

读者不必过份推究其中某些夸张的武功描写，有些事实上是不可能的，只不过是中国武侠小说的传统。

聂隐娘缩小身体潜入别人的肚肠，然后从他口中跃出，谁也不会相信是真事，然而聂隐娘的故事，千余年来一直为人所喜爱。

我初期所写的小说，汉人皇朝的正统观念很强。

到了后期，中华民族各族一视同仁的观念成为基调，那是我的历史观比较有了些进步之故。

这在《天龙八部》、《白马啸西风》、《鹿鼎记》中特别明显。

韦小宝的父亲可能是汉、满、蒙、回、藏任何一族之人。

即使在第一部小说《书剑恩仇录》中，主角陈家洛后来也对回教增加了认识和好感。

每一个种族、每一门宗教、某一项职业中都有好人坏人。

有坏的皇帝，也有好皇帝；有很坏的大官，也有真正爱护百姓的好官。

书中汉人、满人、契丹人、蒙古人、西藏人……都有好人坏人。

和尚、道士、喇嘛、书生、武士之中，也有各种各样的个性和品格。

有些读者喜欢把人一分为二，好坏分明，同时由个体推论到整个群体，那决不是作者的本意。

历史上的事件和人物，要放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中去看。

宋辽之际、元明之际、明清之际，汉族和契丹、蒙古、满族等民族有激烈斗争；蒙古、满人利用宗教作为政治工具。

小说所想描述的，是当时人的观念和心态，不能用后世或现代人的观念去衡量。

我写小说，旨在刻画个性，抒写人性中的喜愁悲欢。

小说并不影射什么，如果有所斥责，那是人性中卑污阴暗的品质。

政治观点、社会上的流行理念时时变迁，不必在小说中对暂时性的观念作价值判断。

人性却变动极少。

在刘再复先生与他千金刘剑梅合写的《父女两地书》（共悟人间）中，剑梅小姐提到她曾和李陀先生的一次谈话，李先生说，写小说也跟弹钢琴一样，没有任何捷径可言，是一级一级往上提高的，要经过每日的苦练和积累，读书不够多就不行。

我很同意这个观点。

我每日读书至少四五小时，从不间断，在报社退休后连续在中外大学中努力进修。

这些年来，学问、知识、见解虽有长进，才气却长不了，因此，这些小说虽然改了三次，相信很多人看了还是要叹气。

正如一个钢琴家每天练琴二十小时，如果天份不够，永远做不了萧邦、李斯特、拉赫曼尼诺夫、巴德鲁斯基，连鲁宾斯坦、霍洛维兹、阿胥肯那吉、刘诗昆、傅聪也做不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