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袁世凯忙前忙后的为北洋军筹集军费的时候，赵北的事情忙碌。

政府财政的活力与社会经济的活力成正比。

现在南北停战，商贸逐渐恢复，共和军政府又鼎立支持工商业，每日跑到军政府办公区申请营业执照和纳税凭证的商人不少，由于军政府裁撤了“坐厘”

，又将“行厘”

改为营业税，商人的纳税负担明显减轻了许多，兴办实业的心情就迫切起来。

虽然清廷的苛捐杂税多被废除，但军政府并非不收税，对于胆敢偷税的奸商也严惩不贷，轻则罚款，重则抄家，毫不含糊，于是商人们也规矩了许多，甚至都不敢贿赂税务官，否则，也可能被抄家，至于税务官，完全屏弃了以前的那些“厘头”

、“捐霸”

，这清廉程度也不是前清时候可以比的。

至于前清厘捐局里的那些厘头、捐霸，则已成为军政府重点打击对象，从他们那里夺回的“民脂民膏”

极大的缓解了军政府的财政压力，同时也使整个吏治为之一新。

革命之后，整个气象涣然一新，这都要感谢那位总司令。

现在，总司令正在汉阳城的军政府办公区审议全省清理财政报告。

虽然现在的省垣仍是武昌城，但军政府的实际办公地点却是在汉阳城里，武昌城里只有一个省议院，其它的政府部门都在汉阳，而且按照总司令的命令，这些部门的办公地点都集中在一处，这是赵北从后世学来的经验，如此安排，不仅可以就近监督，而且也方便国民办事，不必为了办一件事而跑来跑去，政府部门也无法推委扯皮，办公效率大大提高。

军政府办公区就位于府台衙门前的街边，原是一些官吏经营的店铺，被共和军接管，现在改成了办公场所。

军政府下辖“军政部”

和“民政部”

两大部，均设一个总长和两个次长。

军政部下分设参谋处、后勤处、军法处等部门，赵北任军政总长，两个次长一个是蓝天蔚，另一个是还在岳州的吴振汉，民政部分得更细，内政处、外交处、教育处、财政处、司法处、工商处等等，民政总长也由赵北兼任，两个次长一个是黎元洪，另一个是汤化龙，不过汤化龙已经动身去上海参加南北和平会议去了，现在的次长一职实际上由政宣委干事长张激扬署理。

至于各处处长，全是赵北任命，基本上是量才施用，而不论其背景如何，因此，同盟会、光复会、立宪派都分了一杯羹，倒也没有什么怨言，只有财政处处长由赵北兼任，亲自掌管最重要的财权。

湖北全省光复之后。

各地政权落入民军民党手中。

这些人大多奉共和军政府为谋主。

声称服从军政府调遣。

但实际上多是各自为政。

尤其是军权和财权。

都不愿意交出。

对于这种情况。

赵北没有给他们任何喘息之机。

一声令下。

共和军和革命卫队分兵四出。

以激烈地手段迅接管了地方政权。

抗拒地“民军领”

不是被杀就是逃跑。

剩下地人见事不妙。

只好乖乖地交出军权和财权。

全省军政总算是完成了统一。

只有偏远府县尚无暇顾及。

政令统一之后。

财政清理小组纷纷派了下去。

迅整理当地地财政。

并将结果一一汇总上来。

由财政处进行统计。

这件事纷繁复杂。

前后用了差不多一个多月。

才算基本上有了个眉目。

经过统计。

现在湖北全省可以供军政府动用地官款大约为二千万两库平银。

折合成银圆就是近三千万圆。

如果把那些准备出售给私人地官办民用企业也算上去地话。

军政府能够掌握地现金将更多。

再加上从江西一路杀到湖北时捞到地那些“浮财”

。

数目相当可观。

这些现金看上去很充裕。

但仔细一算。

仍有些捉襟见肘。

因为这些钱并非全是财政赢余。

现在虽然没有大地战事。

但各地仍有小股顽固势力武装反抗军政府。

而且兵乱方息。

各地土匪蜂起。

进剿土匪需要银子。

安置流民需要银子。

放军饷、官饷也需要银子。

兵工厂购买原料需要银子。

马上就开春。

必须抢在春汛之前加固堤坝。

这也需要银子。

而且还要继续对湖南和河南地革命武装提供支援。

这也需要军政府地银子……这里消耗一点。

那里消耗一点。

这几千万圆也仅仅只能勉强维持。

要想稳固湖北根据地。

不仅要节流。

更要开源。

如果不是借不到洋债地话。

赵北可能已经去和外国银行谈判了。

清廷新政以来。

已出现了“国家税”

和“地方税”

地概念。

这本是军政府最可靠地收入来源。

但问题在于。

这其中地“国家税”

一项有很大一部分权力掌握在外国手中。

就拿盐税和海关税来说。

这两个税种就承担着“庚子赔款”

地担保义务。

每年征去地税金扣除应该交给各国地部分之后。

剩下地才归清廷支配。

这个就叫做“盐余”

、“关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