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尔踹飞托尔之后，跪倒在地上。

“宙斯的雷霆？！！那个老东西居然把自己的神器借给了你？”

格尔非常非常的震惊，他不可置信的看着托尔手中金色的雷霆。

宙斯，毫无疑问是万神殿的顶点。同时，格尔也最讨厌的就是这个家伙。和所有人以为的不同，大家都以为宙斯和格尔没什么交集，实际上并不如此，相反，格尔和宙斯打过交道，而且不止一次！

没错，宙斯找过格尔。

之前说过，万神殿在得知格尔之后，第一反应当然是剿灭啊。

都造反了还有啥说的？

但很快在第一波围剿失败之后，万神殿就立马顺滑的提出了招安。之前讨论过，招安叛贼是一种非常经济的手段。

这里就不得不提一下，络上非常非常着名的朝代，宋朝。

当你翻开中国历史的画卷，宋朝无疑是一幅令人流连忘返的绝美画作。繁华的汴梁城，婉约的宋词，还有那幅名震千古的《清明上河图》，无不让人陶醉其中。还有就是读书人在那个年代非常非常爽。说起宋朝给人的第一印象就是：有钱！除了打仗不行，剩下皆是一流水平。尤其是“与士大夫治天下”的特色制度，让宋朝官员的福利待遇达到了空前绝后的高度。

清代学者赵翼曾说过：“恩逮于百官者惟恐其不足，财取于万民者不留其有余，此宋制之不可为法者也”《甘二史札记·宋制禄之厚》

很多人还很向往这个时代，好像自己去了那个时代，就能爽歪歪…实际上，对那些士大夫阶级的确如此，宋朝的确很爽，文化昌盛，社会风气开放，朝廷对士大夫更是优渥之极。甚至很多大臣可以在朝堂上指着皇帝鼻子骂。

可这些都是依靠什么建立起来的呢？

当然是民脂民膏啊！

对待官吏生怕给的不够多，而钱财取之百姓，都快把老百姓掏空啦！

赵翼的一席话是夸张表述，还是真是如此？

据《宋史·职官志》记载，宰相的工资主要由四部分组成，除了最基本的底薪，还有餐饮补贴、粮食补贴、服装补贴。

底薪每月为三百贯；餐费补贴五万文；服装补贴每年春、冬服赐绫四十匹，绢三十匹，绵一百两；粮食补贴每月一百石；’宋神宗熙宁期间，一匹绫罗绸缎大约值一千七百文钱，一两绵约值八十文钱，算下来服装补贴每年约为十八万文，一个月就是一万五百文。

按当时每石米六百文的价钱计算，一百石米就是就是六万文。

这四部分工资折算下来，每月共计五十余万文。

折合成人民币的话，就是说宋朝宰相一个月可以赚10万多人民币！

王安石就是如此，大青天包拯年薪更是超过千万元。

《宋史·职官志》中将官员俸禄分为三大类：“正俸”

、“加俸”

、“职田”

，官员每月除了可以领到上述正俸外，还有各种补贴，比如茶钱，酒钱、木材钱、煤炭钱、马料钱，随身差役的服装、粮食和餐费，公务接待的费用等，这些都有政府埋单，并且数量相当可观。

这种超高的福利待遇可不只是正一品、二品等大官的专属，只要是五品以上的高级官员，俸禄都高得惊人！

即便是五品、第十二阶的文官朝散大夫，除了基本工资外，还有粮食、服装、仆役、餐费等补贴，在京城当官给职钱30贯，在地方当官还给职田10顷！

若是遇上皇帝生辰、祭祀等重大活动，还有大量赏赐可拿，退休后还有优厚的退休金，死后还有赙赠。

如此看来，赵翼的一席话还真不是夸张。

难怪宋江在梁山当了老大后，还是对朝廷念念不忘，做梦都想被招安呢。

世界上的钱财总是有数的，并不会凭空产生，只会从一个地方流到另一个地方。

既然官员和士大夫阶层这么有钱奢靡了，那这些钱从哪来的？

就像上面说的，钱财取之百姓，都快把老百姓掏空啦！

表面上看，宋朝经济繁荣，百姓生活相对安定。然而，这种繁荣背后却隐藏着巨大的社会矛盾。土地兼并严重，贫富差距悬殊，许多农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然而，由于宋朝的文化、教育相对发达，百姓的思想观念也发生了变化。他们不再像前朝那样容易激起反抗的怒火，而是更加倾向于通过和平手段解决矛盾。同时，宋朝政府对百姓的安抚政策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如减轻赋税、发放救济等，这些都使得农民起义难以获得广泛的支持和响应。

作为中国古代封建王朝的一员，宋朝也总有几个必须面对的问题——外患、内乱、天灾和政变。其他尚且不谈，但在面对内乱这个问题上，宋朝又显现出独特之处，那就是对农民起义军运用以招安为主的和平对待政策。如果一个人或者机构碰到阻碍自身发展的问题却不去解决，那原因就只能有两个，要么是有更深的打算，要么就是能力不够、解决不了。

宋朝之所以会对自己内部的农民起义采取招安政策，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它的军事实力确实无法支撑它完成一次又一次的清剿行动。

当然，对战争后果的考量必定也是重要因素之一，如经济破坏、百姓死亡等。

试想一下，如果宋朝能够做到短时间、高效率地平定农民起义，其中损失就完全是可以接受的，又何必再去招安呢？

宋朝之所以会陷入这样的困境，便不得不说到宋朝那着名的冗兵政策。

无论是在哪个朝代，如何安抚因各种情况而被迫流离失所的大量百姓一直都是个严重的问题，宋朝当然也需要对此做出自己的应对。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宋朝选择将流民们全部吸收进入军队，“每募一人，朝廷即多一兵，而山野则少一贼“。

当什么三教九流都能进入军队后，势必就加大整个军队的管理难度，如贪生怕死、贪污腐败、欺上瞒下等事情的发生频率都会大大提高，从而直接降低宋朝军队的战斗力。

若是将军治理得好，其实也还能消除这个负面影响。

但问题就在于，将军没那种客观条件来治理。

宋朝政府为了防止自己出现唐末藩镇割据的那种情况，实行了将兵分离制度，也就是说，一个将军无法长时间呆在一支军队当中。

这不仅降低了将军把军队管理好的积极性，毕竟自己就待这么几年，军队好坏跟自己没多大关系，还使将军没有足够的时间来对军队进行管理和调整。

久而久之，将不知兵、兵不知将，再加上军队本身就容易出问题，战斗力肯定大幅度下降。

当然，如岳飞创立的岳家军那种肯定是独一的例外，主要还是得归功于岳飞的本事大。

此外，为了更好地将军队的控制权牢牢掌握在手中，宋朝皇帝还要求将领把军队的战术安排、一路碰到的情况时时汇报。

甚至有时候他们还要自己隔空操纵，如宋太宗时期就曾出现了“图阵形，规庙胜，尽授纪律，遥制便宜，主帅遵行，贵臣督视“，简直在乱搞。

这一通操作下来，宋朝军队看起来数量多，实则战斗力无比低下，因此宋朝政府在面对起义军时只能主要采取招安政策。

宋朝最出名的治国政策，便是重文轻武。

宋朝统治者深信饱读经书的文人们能够大力推动国家的发展，并使整个社会良性发展。

当然，最主要的还是怕武将权力太大，谋自己的位。

在这样的政策背景下，科举考试在民间的普及率和参与率大大提高，无数平民百姓凭着考试这一手段脱颖而出，一步一步爬进宋朝的政治核心圈子。

正因为出身平民阶层，他们普遍对下层平民百姓有着更深的了解和同情，连带着对他们造反活动也有着更广的包容之心。

曾出任湖南提刑的宋慈曾这样说道：“湖南之盗贼，多起于下户穷愁，抱冤无所伸。

“他们认为人民之所以会起义，绝非是出于野心，而是遭遇了不可逆转的变故导致失去了生计，如天灾、贪官和政府的不作为。

显然，事实也正是如此，毕竟不是每一个农民都怀揣着一颗想要当皇帝的心。

因此，他们并不主张采取军事手段来对起义军们进行打击。

相比之下，对他们进行招安，则完全能够避免人命如草芥般倒下的残酷场面，这一社会问题也可以得到有效解决。

还有很多官员也很清楚，这些盗匪，多数都是活不下去了。

宋仁宗年间，大臣包拯向当朝皇帝献上一封奏折，他先是说这三十多年来朝廷官吏增长了一倍多，比政府真正需要的官员多了几倍，而且财政收入比前朝增加了两倍多。

于是，他指出了问题所在，纳税的人数没多大变化，而土地的收成相比前几年是有减无增，但朝廷的财政收入却增长得如此多，这是为什么？

原因只能有一个：当朝征税已经越来越倾向于横征暴敛。

关于宋代税收之重，另有宋官员晁说之，曰：“宋赋、役几十倍于汉”

。

甚至还有人得出：虽然宋代人口和疆土不及汉唐，但国家财政税收却比唐朝多7倍的结论。

可见，宋朝税收是如此之重。

包拯继续说，由于朝廷最近几年有越来越多的事需要花钱，于是在征收之外还发明了一个新花样，叫作“折变”

。

比如江浙地区，一斗小麦折算成34文的税，但地方发运司部门却把规定改成将小麦折算成钱，每斗小麦折算成94文的钱，结果是百姓的负担变成以前的3倍重。

宋朝除了“折变”

以外，还有“支移”

。

支移，是指每户人在上交实物来纳税时，由于北宋政府想让不足的地方用别处剩余的来弥补，于是大多数情况下要求民众不要把实物缴纳到本地部门，而是去北部边疆的宋朝军队驻守之地交纳。

因此，这种纳税地方发生转移的行为叫做“支移”

。

其实，原本应是民众在离自己家近的地方缴纳实物，再由北宋政府统一安排地方官员将实物集中向边境运输。

然而，转运这种应是朝廷本分的工作，却也要让作为纳税人的民众来承担，因此运输途中若是遇到偷窃抢劫、丢失损耗等事故，自然都是民众来承担。

北宋政府可谓精心设计了这样一种妙策，不仅大大缩减了自己的成本，还解决了边疆军队的粮食问题，却让平民百姓来承受更多的负担。

北宋当初在统一过程中，为了能成功消灭掉各个地方的割据政权，就大量鼓吹说凡是我朝军队所到之处，都把首要任务放在“去民疾苦”

上，减少那些苛捐杂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