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天早晨我上班后，她才起床。

所以我不得不自己准备早饭，煎蛋和煮面条。

晚上，她又总是迟迟不归，以至我下班时常常吃不上晚饭。

他们常在厨房中给我留张纸条，写着‘今晚吃午餐肉’或‘罐装面条’，也有时仅写着‘炒豆芽和馒头’。

我的晚餐经常是罐头食品和面包。

值得庆幸的是，我父母离此地并非太远，假日时可回家吃顿像样的饭。”

“我在档案局工作的以后几个月中，正逢战争的发展停滞不前、正处于被人们称为‘胶着战’的阶段，我国空军伤亡相对较少。

故我们的伤亡统计工作也不繁重。

但好景不长，随着对苏联和日本进攻作战的升级，大量的伤亡报告接二连三地涌入我们的办公室。

6月8日，另一艘我们的航空母舰‘白凤’号在日本沿海被日本飞机击沉，舰载飞行人员伤亡惨重。

但当我正在为空军人员的伤亡而难过。

而通知遇难者亲属的工作又使我倍受折磨时，我国东南部的一个角落里发生了一些事件。

并且很快就改变了我的全部生活。”

“上一次世界大战后的那些不稳定的和平岁月里，趋势越来越清楚地表明，我国于本世纪内可能再次卷入欧洲大陆的劫难之中。日本出兵西伯利亚，意大利入侵阿比西尼亚，德国占领莱茵和萨尔区，这一切都是轴心国更大野心的不祥之兆。我国政府采取了适当措施，以保证拥有足够的无线电情报部队，并有效地对付上述国家的无线电通信。”

“慕尼黑危机之后，欧洲各国的情报机构进一步提高了戒备状态，我军的无线电情报部队当然也加强了对日军无线电通信的监视。同时，日本方面正在扩编并改进其无线电情报部队，日本海、陆军的无线电情报部队也不断加强。世界正在进入一个复杂的电子侦听的新纪元。”

“早在1939年5月，日本人就曾乘坐‘齐柏林’型飞艇飞临我国东南沿海，旨在窃听我无线电定向台网(后来被称为雷达站)的通信，以判明我方电台的波长、数量和位置，可能的话，还要判明电台的工作效率。

然而，敌人此行并非成功。

他们的全部活动始终处于我方雷达人员的监视之下。

他们失策的是当飞临渤海湾时，竟向国内报告了其位置。

他们的联络被我国无线电情报部队截获。

当时我军曾想让敌人知道他们的机组错判了方位。

但我们的人很明智，没有暴露自己的手段。

当然，这件事本身对我国来说具有极大的情报价值，使我们了解到日本人对我国的雷达网如此感兴趣。

这时，我们的早期预警系统比日本人的先进，所以他们总是急于了解任何有关我方的情况。

整个战争期间，我们在这方面总是胜过日军一筹。”

“1941年11月以来，作为情报单位一部分的‘风’部队有了显著增加，其职责是监听敌方通信联络。他们全力以赴地监听日本海陆军的莫尔斯通信，并且有史以来军政当局第一次任命了合适的人选负责此项工作。许多被派到无线电情报部队中的军官都是无线电业余爱好者，收听有趣的通信、寻找信号微弱和远距电台本来就是他们平时的爱好。”

“最初，我国的监听仅限于无线电报(莫尔斯)通信，但1942年初，空军部新组建了一个单位，旨在监听日军各种非莫尔斯电码和无线电话。一开始该单位对敌方通话的监听工作几乎毫无进展。后来，战线渐渐接近于沿海地区，他们在40兆周甚高频处首次截获了敌方通信。”(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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