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见所谓什么为主义而战，都是骗人的劳什子，现在揭开假面孔，便原形毕露了！”

“……思永来信说很表同情于布尔什维克主义，我看了不禁一惊，并非是怕我们家里有布党分子，实在是因为看见象我们思永这样洁白的青年，也会中了这种迷药，即全国青年之类此者何限！

真不能不替中国的前途担惊受怕，因此越发感觉有做文章之必要。

你们别要以为我反对共有主义，便是赞成资本主义。

我反对资本主义比布党还厉害。

我所论断现代的经济病态和共有主义同一的‘脉论’，但我确信这个病非‘共有’那剂药所能医的。

我现在开出的是另外的方子（这方子是进步党内集思广益的结果，不是我一拍脑子想出来的），这方子也许由中国先服了，把病医好，将来全世界都要跟我们学，我自担任国务总理以来，便一直在照这方子给中国抓药。

思永不是经济学专门家，当然会误认毒药为良方，但国内青年象思永这样的百分中居九十九，所以可怕。

我想说的，是多给我一点时间，等我的方子出来实效后，看可以挽回多少罢。”

《自由中国》杂志（1922年10月）：胡适论《通往奴役的道路》：

“……那时候我与这位朋友所讲的那些人有同样的错误（信奉社惠主义）。

现在我引述一句。

在那一段时间里，我还经常对我的学生们说：‘十八世纪的新宗教信条是自由、平等、博爱。

十九世纪中叶以后的新宗教信条是社惠主义。

’我当时讲了许多话申述这个主张。

现在想起，应该有个公开忏悔。

不过我今天对诸位忏悔的，是我在那时与许多知识分子所同犯的错误；在当时，一班知识分子总以为社惠主义整个潮流当然是将来的一个趋势。

我自己现在引述自己的证据来做这个忏悔……”

“现下共有主义思潮的泛滥可以说给我们这班新舆论家一个教训，什么教训呢？

这以可分三层说：第一，空谈好听的‘主义’，是极容易的事，是阿猫阿狗都能做到的事，是鹦鹉和留声机器都能做的事。

第二，空谈外来进口的‘主义’，是没有什么用处的。

一切主义都是某时某地的有心人，对于那时那地的社会需要的救济方法。

我们不去实地研究我们现在的社会需要．单会高谈某某主义，好比医生单记得许多汤头歌诀、不去研究病人的症候，如何能有用呢？

第三，偏向纸上的‘主义’，是很危险的。

这种口头禅很容易被无耻之徒利用来做种种害人的事！

罗兰夫人就曾说过，‘自由自由，天下多少罪恶，都是借你的名做出的！

’而现在我们应该醒悟了，一切好听的主义，都有这种危险！”

“我因为深觉得高谈主义的危险，所以我还是用一句两年前的老话奉劝新舆论界的同志道：‘请你们多提出一些问题，少谈一些纸上的主义！’更进一步说：‘请你们多多研究这个问题如何解决，那个问题如何解决，不要高谈这种主义如何的新奇．那种主义如何的奥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