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西安的消息同样是传回了广州，引得舆论一片哗然，虽然许多人对于政府这个所谓名义上的国家中央政权都或多或少有着不满。

但实际上华夏联邦现在并没有对其进行多少负面宣传，而是公开在国内寻求和平的统一的道路，只要在理念上认同中国古代圣王道统，就是华夏子民，不以政见不合而妄动刀兵。

事实上党也日渐脱离赤化的体制，而回归古代帝制这种中央集权政治体系，不过还在华联可接受的范围内。

就算是关注底层民众生活与利益的红门右派，也得到了官方的认可与接纳。

但这次西北军、东北军以及红门左派残党份子勾结在一起，发动的这一次针对姜瑞元的叛乱事件，却让国家陷入了万劫不复的死地。

说起西北的局势，也是几经波折，钟泱从地宫收集来的情报资料中得知了西北地方联军这个所谓“三位一体”的联合本质。

东北军于1935年秋入陕之初，颇为地方部队杨虎城将军之第十七路军之忌，有来陕西夺取地盘之嫌，双方士兵亦时生冲突。

张汉卿因为是客军，本身又背着恶劣的名声，虽表示忍让，仍未能排出双方之隔阂。

张、杨关系由敌对、猜忌到合作互赖，这其中与杜重远的连番沟通有密切关系。

1935年11月高崇民携杜重远致杜斌丞的介绍信由北平来西安，即致力于张、杨两部上层疏解、沟通。

不久，孙达生等红门门徒也抵西安，即负责王以哲之六十七军与杨的联系。

高崇民、孙达生颇得杨之信任。

张、杨联合起来共同抵抗中央军的基础迅即奠定，红门和苏俄在这里也是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

张汉卿倒是个二愣子，没真才实学，被吉少山一番忽悠，就脑门子发热的带头发动了这次几乎等同于叛变的兵谏。

至于杨虎城，这人与红门的关系已达十年之久。

其部下文武官员很多是红门门徒，如秘书长南汉宸，秘书王菊人、王炳南，武人如许权中、张汉民旅长等。

十七路军的低级军官和士兵也多受赤化鼓动，狂热而盲目。

而在这一次兵变之中，金陵帝都方面的各方势力都是蠢蠢欲动，姜瑞元还在之时到可以镇压下次。

可如今群龙无首，许多跳梁小丑也开始粉墨登场，意图置姜瑞元于死地的政敌，不在少数。

12月14日，星期一。

在风雨飘摇的事变背景下，大批军人、普通党员、从外地赶赴南京的各界人士聚集在丁家桥。

许多党政要人纷纷上台，对事变发表看法。

“元老”居正发言时，神态悲怆，会堂鸦雀无声。

“必须以最迅速的方法，平息事变尤其是黄埔与其他军事学校的学生们，你们的校长，现在蒙此大难，该如何的振臂而起，听你们最高长官的指示，援救你们的校长啊”

此时坐在台下的贺衷寒，以和的地位与年龄不相称的激越，蓦然挺身。

他举手疾呼黄埔学生在这里”

在台上的居正，声音戛然而止。

贺衷寒阴冷得意的表情，让居正意识到了事态很可能朝着难以控制的恶劣方向发展。

这个城府森严的老人目光呆滞，整个人像失去牵引的木偶那样定格了一小会。

而台下，会堂被这一句话搅动起来，一些蓝衣社军人也效仿贺衷寒，纷纷起身。

更多的人对这个举动窃窃私语。

许多人以或不屑、或似笑非笑的表情，把目光投向了贺衷寒。

当日午后，宋美龄来到朝天宫，她召集在南京的所有蓝衣社干事，试图平息蓝衣社的战争叫嚣。

白瑜曾谈到，宋美龄对这几十个军人，苦口婆心，反复强调不能以大军围攻的理由，这时孔祥熙与贺衷寒都在她左右。

宋美龄的这番讲话，颇得到听众的好感，但贺衷寒始终一言不发。

他的冷眼还压制了邓文仪等人的附和。

随即，宋美龄前脚刚刚走出朝天宫，他就旁若无人地开始起草再一份文稿，这就是比联名通电更极端也更著名的《敬告民众书》。

这个公开信，先是赤露o裸地把姜瑞元当作一个死人、“烈士”，“……全党同志与全国同胞，誓死以求贯彻委座主张，服膺其教训，遵循其意志，发挥其精神，而与党国之叛徒绝不共戴一天于此世也……”

接着他开始羞辱张学良的人格乃至身世就其一己平日观念之复杂，行为之放荡，生活之浪漫，习惯之堕落……不无土匪之遗传”。

随着大段大段文字的行进，贺衷寒还对姜瑞元往死路上将了一军深知领袖只知爱护党国之自由与生命，从未尝顾及其一己之自由和生命……”。

也就是说，姜瑞元如果活着的话，那他就是一个愧对“党国”的懦夫。

他一气写了千余字，随即又遍邀南京将领在这份《敬告民众书》上签名，以恫吓西安。

这一次签名的达275人。

都是些原本被姜瑞元压制得政敌和游离于权力核心外围的边缘人物，炽烈的野望，在一些人的内心之中越烧越旺。

对于贺衷寒而言，哪怕用全中国的气运来陪葬，也必须换取他实现心中野望的机会。

公开信次日在海内外发表。

印制它的传单，也再次通过飞机撒向西安的各个角落。

同时，洛阳飞机已开始轰炸奉军，战争的恐慌前所未有地笼罩着西安。

没有多少人注意到，此次签名的275人中，悄悄地少了两个显赫的名字。

那就是康泽和戴笠。

而两次签名中，都没有蓝衣社首任书记腾杰的名字。

《敬告民众书》发表前后的一两天内，朝天宫“全体动员”，“发动舆论”，全国性的“赴难讨逆”浪潮，像狂风暴雨一般地席卷起来。

12月14日，武汉戒严，干国勋掩耳盗铃地发动了无数“民众团体”集会请愿，要求即刻讨伐西安。

十余个复兴社小组组成“救国赴难团”，决定自费前往西安，一时从者如云。

规模之大导致了当日火车站秩序混乱，快车晚点达三个多小时。

同日，刘咏尧抵达福州，宣介溪抵达芜湖，刘健群在广州活动，任觉五在成都活动，一个个集会、一封封电报，在他们的策动下都变成了民众呼吁“讨伐”的声音。

以芜湖为例，芜湖当时公私学校仅8所，师生数千人，但14日几千人全部参加集会，在朔风烈烈中集合芜中操场，开联合会议达3小时之久。

一致要求南京出兵夷平西安叛军。

16日，就是《敬告民众书》发表的次日，民国历史上最大的请愿浪潮在南京卷起。

这一天，500余名下级军官通电“讨伐”，海军“全体官兵”通电讨伐，南京体育联合会、妇女联合会、回教公会通电讨伐，南京217家报社、杂志社通电……

南京数万童子军组织了“讨逆服务团”，党国的教育机器被全面启动，从这个被蓝衣社控制得最深的组织开始，成千上万的机关、团体、学校，号称百万之众，一同筹备南京“讨张靖难大会”。

风潮在短短的一天里，一波接一波地冲击着聚集在丁家桥的大人物。

这些大人物或别有用心，或难得糊涂，他们在当晚的会议上，纷纷以民意代表自居，认为和谈是逆流，南京应毫不手软，夷平西安连同姜瑞元也在所不惜

这一天午后，丁家桥单方面地撕毁了对宋美龄的许诺。

他们推选何应钦为讨逆总司令，并命令已挺进至华阴县的桂永清教导总队，担任陇海线的正面攻击军，胡宗南一部、关麟征全师协同作战，三面夹击西安。

“讨伐”短暂地成为主流了。

同时，贺衷寒利用他兼任的新闻检查总局局长身份，严令各检查单位，从17日起，不许任何报刊鼓吹和解。

违者可以“异党疑犯”名义，逮捕入狱。

除了孤独的宋美龄和她的内亲外戚，南京听不到任何“和谈”论调了。

这些讨伐浪潮的策动者之所以可以如此行事，还是赤化狂热体制天然的权力弊端。

力行社之主张武力讨乱，其组织能动员实际的武力、舆论和群众，是其主张之后盾。”

也是这一夜，贺衷寒炮制、导演的讨伐大戏，在南京炮标礼堂达到了顶峰。

这一夜，按照贺衷寒的安排，在南京的近二千名蓝衣社军官，以一种肃穆、沉痛的表情步入炮标大礼堂。

他们严严实实地穿着军装，但这又是开天辟地的荒唐一幕。

一些人的军帽底下，垂着白色布带；更多的人或在腰间、或在臂上扎着白布。

在一大片灰色、烟黄色的将校制服中，一小片一小片的白色显得异常醒目。

白色映衬着弧顶墙面上的硕大的姜瑞元半身像，它把威严的礼堂装扮成一个灵堂，使军装成为孝服。

贺衷寒挺身而上讲台，满脸疲惫，眼中满是泪水。

他双眼略显低沉地环视过一排一排的军人后，开始了简短、有力的讨伐动员。

动员只进行了短短的三五分钟，接着，贺衷寒领着与会者喊起了誓师口号武装起来、开赴潼关、直指西安、与张杨决一死战、救出校长”

2000个军人的喉咙，几乎使口号声冲破了屋顶。

动员结束后，校尉军官步出炮标礼堂，随时待命。

300余名将官则在贺衷寒、邓文仪的主持下，使白衣誓师变成为一个军事部署会议。

其第一个安排，就是命令洛阳飞机于次日清晨出动，轰炸西安。

第二个安排命令桂永清等部以民国无可匹敌的火力，摧毁一切敌对防线，使装甲战车直抵西安的灰色城墙。

第三个安排，则是对何应钦进行“逼宫”。

贺衷寒携带300余人的联名要求函，前往丁家桥，要求以刚刚从南京各个角落冒出来的“失业同学”为骨干，组建编制为3个甲等师的讨逆军，由贺衷寒亲任军长。

作出这三个安排后，贺衷寒迈步走出礼堂，一步步地走下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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