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朝在与西方交往的同时，与北宋王朝也保持密切联系，通使和贸易十分活跃。

北宋著名的人物，如沈括、欧阳修、苏辙、包拯等，都曾出使辽国。

辽中京专有汉人养蚕织绸，作为送给宋朝的礼品。

蒙元时期，中西文化交流空前活跃，成吉思汗及其子孙的骑兵，沿着草原丝路横扫欧亚大陆，建立起窝阔台、察合台、钦察、伊儿四大汗国和元朝，把欧亚大陆连成一体。

蒙元时期，不仅把草原丝绸之路的南道和北道联系起来，也把河西走廊的丝绸之路，以及四川、云贵通向南亚的道路，还有中国东南沿海与波斯湾、地中海及非洲东海岸的海洋丝绸之路联系起来，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进入了最为繁荣发展的阶段。

 这一时期，仅在欧亚大陆北方，就形成了4条大道：1、从蒙古通往中亚、西亚和欧洲的道路，包括天山以北路线，准噶尔盆地以北沿线，越阿来岭，经新疆北端也儿的石河的路线。

2、南西伯利亚各部间的东西交通路线。

3、从河西走廊通往中亚、西亚和欧洲的路线。

4、从中原内地通往中亚的道路，包括从大都(今北京)通往蒙古和林的驿道，从大都至上都(今内蒙古正蓝旗的驿道)和上都至辽阳行省的驿道。

自此，蒙元时期草原丝绸之路创造了最为繁荣的景象。

元朝著名的大都和上都两京，成为各国商队汇聚之地。

大都“外国巨价异物，百物之输入此城者，世界诸城无能与比”

(《马可·波罗游记》)。

上都城“煌煌千舍区，奇货耀日出。

方言互欺诋，粉质变初质。

开张益茗酩，谈笑合胶漆”

(元·袁桷：《开市十咏》，《清容居士集》卷16)。

公元1271年，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及其父亲、叔父，从威尼斯出发，进入中亚后，转经丝绸之路的南道进入河西走廊，考察了联系河西走廊与草原丝路驿道上的名城亦集乃路(今内蒙古额济纳旗黑城遗址)，又折回，转经河套进入天德(今呼和浩特)，踏上草原丝绸之路的南道，于1275年到上都觐见忽必烈皇帝。

马可·波罗甚得忽必烈器重，曾奉命沿西南丝路赴云南及南洋一带巡视。

马可·波罗在中国居住17年后，于1291年奉命护送阔阔真公主，从泉州乘船抵波斯湾，与伊儿汗国君主完婚。

1295年，马可·波罗返回威尼斯。

《马可·波罗游记》一书，详细记载了上述陆地与海上丝路的情况，尤对草原丝路记载精确，是令人信服的亲历记。

内蒙古考古工作者在元上都遗址发掘的大量汉白玉建筑构件，以及在呼和浩特和阴山以北敖伦苏木元代古城发现的景教碑，证实了马可·波罗对元上都的描述和对阴山南北景教流行情况的记载都是真实的。

关于蒙元时期东西方及南北文化交流的文物，在内蒙古还有许多发现。

例如：在额济纳旗黑城南墙外侧，保存有元代清真寺遗址；在呼和浩特东郊白塔村，发现钧窑大香炉和一批越州窑名贵瓷器；在乌兰察布明水元墓中，出土有纳失石辫线锦袍及绣有狮身人面像的刺绣图案；在赤峰地区发现元代伊斯兰教墓石和景教徒瓷质墓碑；在包头燕家梁、赤峰翁牛特旗等地发现的元青花瓷器，其青花颜料为西方产品；在赤峰出土有元代驿站印信“富裕站印”

铜印；在乌盟四子王旗发现元代驿站遗址和巨型敖包等等。

草原丝绸之路在元代确已达到极盛阶段。

历史进入14世纪下半期，明朝代元而立，与北方草原的战争不断，明朝修筑万里长城，设置边关重镇，一时隔断了草原与中原的联系。

清朝时期，草原丝路也没有恢复到昔日的规模。

但是，明清两朝中西交流以及草原与内地的交往一直没有中断。

明朝时，一批欧洲传教士来华，徐光启译有《几何原理》，蒙古草原诸部与明朝由战转和，互通关市，内地汉族人民帮助蒙古人筑城建房，草原上出现了青色的城(即今呼和浩特)。

清朝时期，对西方的丝茶贸易较为繁荣；土尔扈特蒙古部从伏尔加河流域，沿着草原丝路辗转回归；内地边民“闯关东”

、“走西口”

，来到草原地区垦殖谋生；从草原丝路北行再西去的山西籍旅蒙商队，往返于乌兰巴托、科布多和莫斯科之间，那一串串艰难行进的驼队和驼铃，唱出了草原丝绸之路古老乐章的尾声和余韵。

岁月悠悠，绵延万里的草原丝绸之路，一直是沟通中西文化交流的大道；辽阔的内蒙古草原，是欧亚古老文明交流的汇合地。

与传统意义上的“丝绸之路”

相比，草原丝路分布的领域更为广阔，只要有水草的地方，也就有路可走，故草原丝绸之路的中心地带，往往随着时代的不同而改变。

如匈奴时代主要在漠南和漠北，鲜卑时代在漠南，契丹时代在东部草原，蒙元时代则横贯欧亚、纵贯南北。

由于这种特殊性质，草原丝绸之路上的考古发现往往比较分散，不像河西走廊的古道，在各个绿洲容易形成如敦煌莫高窟那样集中数代文化精华的艺术宝库。

从传播的内容上看，草原丝绸之路除了传输丝绸外，文化的传播、宗教的传播、各类发明创造和技术的传播，显得更多、更广泛、也更快捷。

这个特点显示了草原游牧民族的游牧经济能够快速传递文明的信息，也反映了草原游牧民族宽广豁达和兼容并蓄的民族性格。

此外，草原上的皮毛等畜产品，也是草原丝路上的主要贸易物，珍奇的珠宝金银在丝路贸易中，也占有较大比重。

因此，这条路还可称为“皮货之路”

和“珠宝之路”

，它为东西方各民族的交流带来了繁荣，也使内蒙古草原地区频频出现具有重大价值的考古新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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