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岸，大家都开始关心了。

去年彼岸的财政收入是三百八十余万贯，但其收入只有两税与商税两条。

因为百姓数量还是比较少，又是地广人稀，所以粮食价格十分低贱。

低贱得你们无法想像。

一般麦米豆一斗高者才十五文钱，低者才几文钱。

再加上税率同样很低，平均下来只是二十征一，是真正的二十征一。

没有任何的苛捐杂税。

因此折成贯钱，实际不到三十万贯。

余下三百五十多万贯则完全是商税。

但彼岸有多少百姓，你们同样也知道了。”

在他们心中，彼岸是两百多万百姓，也就是均摊下来。一人得摊派到一贯半的商税。

如果按照这个比例均摊到宋朝头上，最少得有一亿七八千万贯的商税了。

而去年全国财政收入加上新得的两路，不过一亿九千几百万，当然，与前几年相比，这说明了这几年国家也渐渐开始宽征薄敛，否则加上两路数量会超过两亿以上。但这个一亿九千多万，是束、石、匹、贯、斤、两、件，实际折成贯钱，不过一亿四千余万贯。

至于商税所得。包括王巨带动新增加的商税，也才一千万贯。

这样相比较就吓人了。

但没有完，王巨继续说道：“并且诸海商们为了繁荣彼岸经济，才开始时对彼岸各个行业实行了免税一到三年的政策，现在彼岸内部的各个行业，有八成以上还没有正式征税。因此未来三年时间内，彼岸的商税可能翻上一番。”

蔡确关心地问：“税率几何？”

“他们搬抄我朝税率的，并无二样。区别之处，则是真正的齐商税。所以若不是彼岸土著人的威胁，还有一些水土不服。可以说彼岸的百姓，与我朝普通百姓相比，他们是生活在天堂里。”

这就是彼岸的一个最重要的作用。

与宋朝相比，整个地球上的国家都只能算是蛮夷。不开化的国度。

因此无论怎么去做，都没有一个很好的例子对照。

但现在就有了。

这就是最好的反驳。

不过这次反驳，只是暂时的压制，就连京城各市坊，都开始有些风言风语。

韩韫感慨地说：“这就是舆论啊。”

“不仅是舆论，还是大家的认知。”

所以王巨在横渠配合张载修著完善了关学。

这个认知真的很重要。就象古代对商殃的评价，褒的一面很少很少，多是贬的一面。为何，司马迁是也。

太祖看了十七遍资治通鉴，于是多次无尝援助友邦。

有人说我也看过了，但你有那能力耐心才情深入地看进去了吗？恐怕连那大段的臣光曰都不会去看吧。

看了那么多遍，又看进去了，那么会多少受它的影响，包括司马光对权谋、历代兴亡的认知。

程氏儒学影响了朱熹，朱熹儒学影响了明清，因此产生了多大的变化？

同样，这种认知也影响着舆论。

不过知道了王巨计划，韩韫也没有担心。

继续着……

但这件事非是发生在京城，而是在密州。

王巨一直担心着汉人留恋家园故土，也不能说不对，但也不完全对。如后来的打工潮，如果京城户口放开，相信一半人会选择迁离家园，去帝都生活。

之所以古代百姓不愿意迁徙，原因很简单，大多生活在封闭的环境里，因此不了解异地他乡的情况，那么对异地就会产生畏惧。所以唐初多次迁徙百姓到宽乡，百姓却不愿意配合。

然而武则天迁都洛阳后，许多关中百姓自发地去中原了，于是洛阳一带人烟迅速稠密起来。

现在也一样，随着邮驿司的设立，书信得以往来，甚至许多人还汇钱帛给故乡的亲人亲戚，张行观又刻意安排了许多百姓，亲自回来现身说法。

再加上赤贫百姓真的多啊。

连饭都吃不饱了，彼岸又确实是一个不错的所在，还会留恋家园吗？

再加上官府不再阻拦了，又是夏麦还未熟，闹春荒的时季，因此大量百姓开始涌向几大港口。

但与前两次不同，第一次大规模迁徙乃是前所未有的旱灾，第二次是官府主持，这次无灾又无官府主持，因此一些欠下高利贷的百姓。也偷偷模模地连夜逃向几个港口。

于是事儿来了，百姓投奔你们，我们没权利反对，这是朝廷准许的。然而这些百姓还欠我们高利贷呢。得偿还给我们吧。

一些大户派来仆役，找人抓人。

开始时，几个管事没有干涉。然而这一抓，避免不了发生许多凄惨的事，甚至当场捆绑起来。打得死去活来。

这些管事现在生活变好了，可以前同样多是贫困人家出身，看不下去了，便悄悄对临时安置的百姓传话，你们那一个欠了主家的高利贷，立即上船，当然，在船上活动空间有限，甚至都不敢上甲板，而船又不会马上返航。这意味着得受好几个月的罪，可总比抓回去强吧。

这些百姓便上了船，一些主户要上船抓人。

在岸上我们没有权利过问，但凭什么你们登我们的船搜捕抓人。而且那一艘船上没有武装护卫？

南方还好一点，特别是密州港，而且这里属于北方，宋朝的核心区域，于是这些人家便找到密州知州周浔。

周浔是旧党一方的，但他同样没有办法，万一这些海客不配合呢。那么这个强行派衙役上去抓人，不但可能会闹出事，甚至破坏朝廷的协议，走私又开始了。黄金也没有了，这个责任就大了。所以面对这群“大爷”，他也无辄。

就在他束手无策之时，得到了一个机会。

海客们藏人，有一些逃犯同样看到了机会，便对管事们。我们也欠了高利贷。那就上船吧。

这是窝藏罪犯了，周浔立即上书朝廷。

其实王巨同样再三强调过迁徙百姓的作用。

这个迁徙与后来天朝不同，多是贪官富人移民，他们走了无所谓，但他们将从国内搜刮来的大量资金也带走了，所以全国上下都感到痛恨。

然而现在这种迁徙，赤贫百姓几乎达到了九成以上。

所以王巨说它能多少缓解宋朝人口迅速增涨的压力，逼迫主户不得再虐待佃农，缓解社会的压力，穷了往往就会胡来了，十个山匪最少有七个是穷得活不下去的，因此也维护国家的治安了。而且为了感谢，海客们也主动不走私了，并且捐助了这么多金子，几乎相当于宋朝给辽夏两国岁币的两倍半。

这是一举四得之举措。

但在这个当口上，周浔的上书，又再度引起了哗然大波。

王巨无辄，只好在常朝会上刻意说了这件事，是有可能收留了一些逃犯，但这个数量不会多，况且涉及到的范围又能有多少逃犯？全部逃到船上，也不会超过一两百人吧。

不过他也表态，会写信给各个海客的管事，让他们自我在船上搜查一下。并且也好甄别，想来欠下高利贷的百姓，能有什么样的好日子，多半是面黄饥瘦的样子。但那些逃亡，有许多是穷凶极恶之辈，大多数因为吃得好，油光满面。

并且普通百姓多是带着一家老小逃过来的，逃犯可能会有数名团伙，然而不会有一家老小。

这两条，就基本上将逃犯甄别出来了，再交给官府。

“但那些百姓呢？”孙固道。

“孙固，何谓高利贷，你当真不清楚，给他们一条活路吧。都是大宋的百姓，都是陛下的臣民！”王巨不耐烦地说。

杀人偿命，欠债还钱，但欠的是什么债哦！

古怪的是孙固这次就没有再说话了，然而不久市坊里就传出一条谣言，说是海客公开收留欠债百姓，就是王巨唆使的。

但事到了这份上了，王巨也置之不理。

然而一波又兴起……

程昉之死，一是年龄已高了，但兴修了那么多水利，不仅要操劳，还要操脑，特别是处理因为水利所侵占的耕地。二是御史们弹劾，文彦博的恫吓。

两相结合，心情郁闷，终于病死。

但程昉也有亲人的，全部在开封城中。

人死了，就没有必要再鞭尸了，朝廷虽没有弄什么追赠，但赵顼念老程有苦劳之功。因此给予其从子（侄子）一些补偿。

不过中使口旨传到了，补偿却一直没有看到。

正好王巨在宫中替老程略略打了抱不平，不知怎么就传了出来，老程的侄子心里就想。原来俺的伯父与这个新宰相关系还是不错的。

于是敲了闻登鼓，状告死去的李师中，说是李师中受文彦博所唆使，然后克扣了朝廷发放的抚恤。

李师中、文彦博、吕公著……等等，这些人都是旧党大佬。关系向来一直很不错。

掌管登鼓院的官员一听就吓着了，是真还是假哉？

而且陈世孺杀妻案影响还没有完全平息呢。

这一牵，不仅牵出死掉的李师中，与旧派大佬文彦博，说不定又牵出吕公著。

于是立即禀报给赵顼。

赵顼有两个选择，一个认真的调查，第二个以污蔑官员罪论处。但这两个选择都不是好选择，前面的牵连太大，而且文彦博不管怎么说，影响力还在的。并且新党大臣说不定又会借此生事，新的争议又要发生了。后面的就有点对不起老程了，最少程昉的从子来告状，恐怕朝廷的抚恤确实没有发放下去。

王巨得知后，便说了一句，无论文彦博或者是李师中，都不会做出这种没出息的事。多半是开封府当时某个负责的胥吏以为许多士大夫不满程昉，所以程家人可欺，便将这笔抚恤贪污下去了。

这样的例子有很多，就象王巨才回来时。李老汉的儿子牺牲了，抚恤同样被克扣了。最后牵连了许多胥吏，差一点将依政县所有胥吏一窝端了。

王巨的那个便宜父亲同样是如此。

因此王巨建议将这个胥吏找出来严惩一下，然后朝廷补放一些抚恤。将此事由大化小，由小化了，也就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