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不让我到学校住宿，每天理直气壮地管束着我，她和我的每个任课老师建立起了电话联系，我有什么风吹草动，她第一时间就会得到消息。

每每我犯一点错，她就让我头顶一摞书本，在院子里罚站几个小时。

起住，我还反抗，但换来的是更加严厉的处罚，无奈之下我只有屈服。

那种难堪和煎熬，让我痛恨不已！

我常常一边接受处罚，一边小声诅咒。

石小凤回击我：“为了你，我舍弃了自己的孩子，你还有什么不知足的？”

她说这话时满脸的仇恨，我一见只好噤声。

我更害怕的是，她的处罚总是得到父亲的应和，甚至认为力度太小！

自从没要那个孩子，父亲对我的态度越来越严厉，越来越冷漠。

在父亲的支持下，石小凤越发嚣张。

不管怎么样，我依旧看不起这个大字不识一个的女人。

但我让她失去孩子，又不敢明目张胆反抗，我惧怕她层出不穷让人丟脸的伎俩。

有一次我抄同学作业老师告诉了她，她竟让父亲写了一块“我是小抄”

的牌子，让我举着站在家属院门口，让路过行人在上面签名，以示看过。

遇到这种无知野蛮的女人，我只好收敛自己发奋学习。

在她的管束之下，我的成绩一直保持班上前三名。

过去都是高考前填报志愿，我不想报考本地院校，我只想远离这个已被石小凤完全操控的家，逃离这个让人生厌又无可奈何的女人。

我在填报志愿时全部报的外地高校，后来被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录取。

那年丁正山考取了南通职业大学，拿到录取通知书的那天，他向我提出分手，不知道什么缘由。

站在学校的操场上，夜里的天空灰蒙蒙的，凉凉的略带凄冷，我在他面前，脸上全是不相信。

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包烟，抖出一根，点燃，狠狠地吸了两口，然后说道：“我到南通上学，毕业后肯定分回原籍，而你却选择外地高校。

我们以后不能够在一起，还不如现在分手，大家都自由一点。”

我红着眼睛没有说话，最后一次，我把他拥在怀里，泪水滚进脖梗，冰冰的，凉凉的，就像我当时的心，再也没有了温度。

那一天我去了一家记不得名字的酒吧，我喝得很多。

因为我失恋了；我讨厌被人骗，为什么丁正山要骗我呢？

酒精麻醉了我的大脑，有人递给我一包东西，让我试试，我不假思索就放进了嘴里，在接下来的几秒里觉得身体在迅速兴奋，似乎被火焰灼烤着，有种要发泄、要跳舞的冲动。

于是我走进了舞池中央，疯狂的舞动起来…… 我不知道自己当时是多么的过火。

只知道突然之间我的双脚离开了地面，一双有力的手拦腰抱起了我，不顾我的拍打，扛着我走出了那间酒吧。

到了丁正山家，我被扔在一张皮椅上，头还是阵阵的痛，可是已经清醒了很多。

在缭乱的烟雾中我看见了丁正山，他坐在一张充气沙发上，斜叼着烟，迷乱的眼神，紧皱的眉，就象是一个流氓。

“你不要管我!”

我愤怒地说。

他只是望了我一眼，用不屑的眼神。

丁正山换了支烟，叼在嘴里，拨开堆满杂物的桌子，找到一个一次性打火机打着了火，狠狠吸了一口。

“我们可以分手,但你不可以堕落！”

“自已都不是好人，怎么说别人？”

我说。

“以后一个人不要去那种地方,我送你回去！”

“不用了，我自己走。”

我忙站起来，朝门口走去。

离开家庭以后，我象挣脱了牢笼的兔子一样，在新的地方无拘无束地成长着。

随着距离和年龄的增长，我又恢复了以前对石小凤的蔑视。

我打电话回家，只让父亲接，从来不跟她讲话。

有时父亲不在家，我一听是她的声音，立刻就挂断电话。

厄运就在这时候狰狞而来，1986年初，我经常流鼻血，高烧不退，到医院一检查，居然被查出患有急性淋巴细胞性白血病，而且由于我长期劳累，免疫力已彻底破坏，必须马上做系统治疗，否则随时有生命危险。

这突如其来的重击把我一下子击垮了！

一天晚上，我打电话给父亲，告诉他我得了白血病。

接到我的电话，父亲故作平静地说：“小燕，不怕，我们马上赶过去”

。

我小声地嗯着，眼泪扑扑而下。

第二天晚上，父亲、叔叔、舅舅、姑姑还有丁正山全部赶到我的病床前，他们按照医生的要求，为我做骨髓配型。

可惜的是，叔叔、舅舅、姑姑、丁正山的HLA配型都达不到移植要求的4个点以上，而父亲虽然达到要求，却同时被查出是一名乙肝病毒携带者，一旦传染给我会马上引发急性乙肝，随时会有生命危险。

亲属间配型失败，只能等待骨髓库配型，但希望十分渺茫。

这期间，我办了休学手续，父亲也停薪留职，一直在武汉照顾我。

我们之间的话还是不多，但关系却在朝夕相处中日益缓和。

父亲想带我回如皋治疗，我拒绝了！

在家乡石小凤肯定会去看望，我上大学后一直没有给她打过电话，寒暑假也没回家（学费、生活费都是父亲汇来），我不知道如何面对她。

病房里有电话，人工转接后也能拨打外面电话，父亲经常与石小凤通话，从话筒里也能听见她在问这问那。

有一次，我小声对父亲说，我想跟她说几句话。

父亲大声说：“小凤，小燕想跟你说话。”

小凤可能太激动，她结结巴巴语无伦次地说“小燕，你要多注意身体啊！”

我嗯了一声，电话突然断线了。

六月份父亲回家，姑姑替换父亲来照顾我。

两个月后父亲再次来时告诉我石小凤又作了一个重大决定，她听人说亲姐弟或亲姐妹间配型成功的几率最高，她打算生一个孩子，用婴儿的脐带血和我配型。

我想说不用，但对生命的强烈渴望，却让我不想拒绝。

我低声说了一个“好”

字，泪水禁不住汹湧而出！

我想起多年前被我变相扼杀的那个孩子，如果他或者她在，说不定一切难题都迎刃而解！

就在这一刻，我第一次对石小凤感到愧疚！

她该有多喜欢那个还不知道性别的小生命啊，而我用一句话将他（她）扼杀；而当她用一颗母亲的心对待我这个忤逆的继女时，我还给她的却是顽固的仇视。

这一年，父亲五十六了，石小凤四十岁，我不知道他们经过怎样的努力，一年后终于在我所住的医院生下一个健康的男孩。

经过配型，医生兴奋地告诉父亲，HLA吻合点高达十个，这意味着我可以进行成功率最高的全相合移植了。

当父亲把这个消息告诉我时，我的泪水再度潸然而下。

我来到妈妈的产房，第一次清晰地减出了一声“妈”

，我想说声对不起，却被她制止了。

她说我妈去世前叮嘱她要好好照顾我和爸爸，她答应过妈妈，说到肯定要做到！

半个月后，我带着感恩的心情被推进手术室。

手术非常成功，经过半个多月的观察和系统检查，医生说几乎没有排异，如果不出意外，我能在一年内痊愈。

我后来边治疗边学习，1986年顺利毕业。

我本来可以留校任教，为了照顾爸妈，我托人介绍来到南通港务局工作。

丁正山正好也在南通工作，我们从小青梅竹马，如今不过是重温旧梦。

第二年我们有了儿子。

我们在南通买了房子，妈妈帮我带孩子也带弟弟。

因为孙子比儿子小，妈妈总是偏向孙子。

我弟弟有时不服，妈妈对他说：“你是舅舅，长辈，跟外甥争，不害羞吗？”

弟弟听说自己是长辈，也就不跟我儿子争了！

我儿子比我弟弟小三岁，两个人长得一模一样。

有时一家人上街，别人都以为我两个儿子，这时候我总要把弟弟单独揪出来：“看好了，这是我弟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