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我们的传统文化在近代，一直到现在都依然在遭受着巨大的破坏。

有人讲过，我们国家近代只有一种文化，那就是‘党文化’。

以前是国民党的文化，现在是共产党的文化。”

她摇头道：“我不懂。”

我笑着说道：“我们讨论这个问题没有意义。

继续讨论下去的话，我就真的反动了。”

其实所谓的“党文化”说到底就是“当决定一切”。

这样的文化固然有利于政权的稳定，但是却必然对传统的文化造成巨大的冲击与损坏，因为当一切都以党文化的需要作为衡量标准的时候，我们很多的传统文化就会因此消失。

而现在是情况确实是如此。

我们的传统文化逐渐在消失，国人没有了信仰，而如今我们的国门已经打开，洗脑式的党文化教育根本就不能再起作用，这就造成了人们的信仰更加迷茫，所以人们就只能回到最原始的欲望当中去，于是人们才会像如今这样对金钱有着如此狂热的崇拜。

“党文化”的核心其实就是“封建”。

“党文化”中的封建性处处可见，把党的领导和下级官员隔离开来，把党和社会隔离开来。

首先体现为一种封建的等级化。

“党文化”的表现形式是“奴才文化”。

上级领导把下级看成“奴才”，一级、一级地往下传递。

中国的“党文化”中没有其它国家官僚体系中所体现出来的尊重权威的文化，而体现为恐惧权力、献媚权力的“奴才文化”。

当然，这本身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

中国人只有恐惧或者献媚权力的传统，从来就没有尊重权威的传统。

“奴才文化”发展到了一个顶点，下级唯一所想的就是要讨上级的欢心，因此不可避免地要说假话。

结果怎样呢？

有人已经指出，党内说真话变成了天下第一难。

当然，这里的说话并不仅仅局限于平常那些交往过程的谈话，更是体现在党内的各种领导人讲话、公报、政策等所有需要用文字来表达的文件上。

“党八股”的文件，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即使是专家学者，也只能从字里行间来解读其需要传达的信息。

到了社会层面，这些文件谁也看不懂。

当下级看不懂文件，要通过其他途径来揣摩上级的意图的时候，当人民看不懂执政党的文件，要通过其他途径来揣摩执政党意图的时候，相关各方之间的沟通就中断了，他们之间也就拥有了形的“城墙”。

表现在实际政策行为中，论是决策还是政策执行，这种文化表现为只“唯上”而不“唯下”。

从统治者或者上级的角度，他们当然希望下级能够根据实际情况，在上级的政策意志和社会需要之间达到一个平衡，从而能够一方面从下级那里得到反映现实的政策信息，另一方面使得政策能够执行下去。

但在“唯上”的文化里面，下级是不会考虑到现实情况和社会需要的，很多政策既不能反映现实情况，也不能得到执行。

如果要强行执行，必然深化体制和社会之间的矛盾，从而走向了统治者和上级本来意志的反面。

“唯上”文化的另一个严重后果就是“精英淘汰”，就是那些具有独立思考又能够做事情的干部被视为是异类，不能被上级和同事所接受。

与之相关的，是被称之为“秘书帮文化”的“党文化”。

在任何制度下，秘书都是很重要的。

但中国的秘书有其封建特性，有点类似封建时代的“家奴”。

中国的秘书帮拥有一个特殊的地位。

对很多领导来说，什么都可以缺，唯独秘书不能缺。

论是本身的工作、外部关系，甚至家庭关系都是需要秘书。

如此高度依赖秘简直就是一些领导通往外部世界的“必经通道”。

换一句话说，秘书就是领导的“城堡”。

在这个意义上说，秘书有效地把领导和真实世界隔离开来。

再者，秘书也是领导的“脑袋”。

很多领导整日沉迷于琐事，既没有兴趣也没有时间来思考问题，尤其是大问题，所以需要秘书来做其“脑袋”，秘书要替其所服务的领导思考，准备好领导所有的讲话材料。

在这个意义上，怪乎有人说，秘书是领导的“领导”。

在很多场合，秘书的品质就决定了一个领导人的成败。

更为重要的、可以对党的生存和发展产生致命伤的“党文化”，就是党内毫规则的权力竞争。

在封建时代，没有政治竞争，因为王权具有高度垄断性，属于皇帝本人或者皇帝家族。

不过，皇帝之下有变相的竞争，竞争产生于皇帝家族成员之间、产生在各级官僚。

旧时有“朋党”一说。

“朋党”就是政治竞争的工具。

因为王权是垄断的，在大多数情况下，皇帝有合法性也有能力来制约甚至消灭“朋党”政治。

现在时代不同了，论是高层的权力交接还是一般意义上的领导人“换届”或者“换代”，权力都比较分散。

尤其在强人政治之后，政治竞争不可避免。

不过，竞争没有任何明文规则。

情况往往是，各方的权力争斗经常到白热化的程度。

在地方层面，激烈的****往往导致党的干部之间的互相攻击，动真刀真枪，甚至“暗杀”。

同样，这样那样的“朋党文化”也盛行起来，干部中间的“山头主义”、“派系”、“帮”越来越盛。

帮派之间的竞争也经常导致它们之间的不同形式的“火拼”。

这种方式一旦上升到中央层面，对党整体的伤害可以是伤筋动骨式的。

对社会上的普通老百姓来说，他们享受不到这种政治竞争方式的任何好处，但要承担其负面后果，甚至恶果。

在传统王权社会，宫廷斗争可以伤及社会辜。

不能否认这种现象的现代版本的存在。

所有这些加起来，就体现为党内人道主义的缺乏。

论是纵向的上下级关系还是横向的政治竞争，都不能体现任何一点人道主义精神。

“奴才文化”就是不把下级当人看；而“胜者为王、败者为寇”的政治竞争，必然表现为****的残酷情性质。

“党文化”一旦延伸到社会，更是造成了执政党及其政府与社会、人民之间的对立。

这里所说的“党文化”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党的文化，而是唯一执政党的“党文化”，就是说，是统治者的内部文化。

统治者的这种内部文化，必然要影响到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关系。

首先就是党内的“非人道主义”对社会的影响。

执政党党内没有人道主义，对社会、对人民自然也很难实行人道主义。

中国传统哲学的核心是人本主义。

但中国的人本主义，和西方的人本主义有着本质的区别。

中国的人本主义，不管其哪种版本，都是在祈求官员要把老百姓当人看。

儒家的一些经典语录，例如“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再如“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等等，里面的主体仍然是王权，就是说王权为了自己的利益要善待老百姓。

因为儒家往往把君和自己这个群体视为是道德的化身，要比老百姓高人一等。

君和士大夫是不受法律约束的，而是可以站在法律之上。

因此，中国从来就产生不了人人在法律面前平等的法治文化，充其量只有通过法律来治理国家的法制文化。

人民永远是一个被管制的客体。

在这样一种文化里面，人道主义永远只是理想，而成为不了现实。

西方的人本主义就是要从人的本性出发来设计政治、社会各种制度。

因为人人都性恶，所以需要法律来约束每一个人，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都一样。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就是近代法治精神。

党内封建式的“奴才文化”延伸到社会，表现为官员往往自认为是人民的老爷或者是“青天大老爷”，要为民做主。

实际上是把人民当成“奴才”。

在党内，上级把下级当“奴才”，到了权力阶梯的最低端，基层干部在党内找不到“奴才”，就只好把平民百姓当“奴才”。

拿老百姓出气、欺负人民的现象经常发展到“官逼民反”的程度。

中国社会上官员与社会、老百姓之间的日常冲突，不仅仅是因为物质利益上的，更是官员藐视老百姓的心态的直接反映。

在如此“党文化”影响下，很多党员不仅在党内的各种关系中，而且在党及其政府与社会、人民的关系中，都表现为极端的自私。

党员不能超越自己狭隘的利益，执政党不能超于自己狭隘的利益。

因为**是唯一的执政党，当党员和执政党整体不能超越其自私利益的时候，就必然和社会、和人民隔离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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