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潮走到会议室的窗边，向着外面望去。

《十月》杂志社在北三环，燕师大边上，虽然因为办公室楼层不高，看不到鸟巢，但是整个城市蠢蠢欲动的气息仍然抑制不住地涌入眼帘。

张潮先问了一个莫名其妙的问题：“开幕式是一周以后吧？”

众人都愣了一下，徐畅畅第一个反应过来，答道：“是，就一周了。”

说了，眼里露出期盼的神色。

毕竟是全世界规格最高、规模最大的体育盛会，能在中国人的家门口举办，大部分人都想亲眼看看。

张潮点点头，又问道：“《包法利夫人》第一次发表是在1856年，大家知道前一年法国发生了什么事吗？”

1856年的前一年，那就是1855年？

1855年的法国发生了什么事，这真是有点超纲了，大家又不是学历史出身。

张潮收回视线，道：“1855年，在法国巴黎也举办了一次盛会——第二届「世界博览会」。”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

和《包法利夫人》或者今天要讨论的问题有什么关系吗？

不过大家倒是都记起来，上海将要在两年以后举办世博会，至于是第几届就记不得了。

不过既然对方是张潮，编辑们也只能耐着性子听下去。

张潮接着解释道：“那一届博览会上，展出了‘电梯’‘混凝土’‘铝制品’‘橡胶’……这些东西即使150年后的今天，也是日常生活不能缺少的一部分。

当然还有已经出现并且开始普及的铁路、火车、蒸汽轮船……当然文学家的笔墨记录下许多‘时代的悲剧’，包法利夫人只是冰山一角，大家这么熟悉文学史，其他的我就不报菜名了。”

张潮最后这句话，成功让编辑们笑了一下，虽然有些勉强。

张潮接着道：“所以狄更斯才在《双城记》在开头写了那句被引用到烂的名言，‘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这句话的深刻不在于价值判断，而在于它道破了所有高速发展时代的本质。

《画皮》里直播打赏的「江爷」与19世纪巴黎证券所的新贵没有本质区别，都在用货币兑换存在感；「徐畅畅」对虚拟人设的执着，与爱玛对蕾丝花边杂志的痴迷同样源于阶层跃迁的焦虑。

这是时代发展的必然，是根植在人性深处的烙印，是缔造时代的源动力。

任何时代的‘进步’都伴随着代价，而代价本身就是进步的一部分。

如果你们认为人物没有‘好’或者‘坏’，为什么觉得要批判时代呢？”

徐畅畅眼里流露出迷惘的神色。

陈杰忍不住质疑道：“这么说虽然有道理，但是文学作品的功能不仅要刻画时代，更要反思时代。

如果把时代一切的好坏照单全收，那文学如何解决人类的‘精神危机’？”

张潮马上道：“那历史上文学解决过哪些精神危机？”

陈杰不服气地道：“比如但丁的《神曲》将人性善恶与神学伦理结合，赋予人类自我救赎的可能；还有薄伽丘的《十日谈》肯定了人的欲望与现世价值，为宗教崩塌后的精神空白注入人文之光。

文学成为新信仰的载体之一，将‘神本’转向‘人本’，为文艺复兴奠定思想基础。”

张潮问道：“只有《神曲》和《十日谈》，就能让欧洲延续了上千年的宗教崩塌吗？”

陈杰一时语塞，不过还是勉力道：“当然不全是……那时候的欧洲社会也走到了十字路口……”

张潮笑道：“你看，至少这点我们还是有共识的，那就是这些作品本身就是时代的产物。

但丁的《神曲》诞生时意大利黑死病肆虐，人口锐减三分之一；薄伽丘的《十日谈》正是写在佛罗伦萨尸横遍野的瘟疫时期。

可但丁的地狱烈火烧掉了中世纪的蒙昧吗？

薄伽丘的市民笑话能让教会交出赎罪券吗？

不，它们只是把脓疮挑开给人看——而挑开脓疮的刀，正是你所说的‘代价’。

福楼拜写爱玛服毒时，巴黎正忙着建地铁、办沙龙、卖股票。

那些读着《包法利夫人》流泪的贵妇，第二天照样去百货公司抢购蕾丝裙。

文学不是药方，而是镜子。

镜子能照出你牙缝里的菜叶，但不会替你刷牙。”

杨英也忍不住了，她同样质疑道：“那就应该放任物欲吞噬人性吗？

《包法利夫人》的流传至少能阻止一部分无知的女性掉进陷阱里。

但是《画皮》……虽然写得很好，但是「徐畅畅」总让我有些不舒服，甚至就连「江爷」在你笔下也似乎有些惹人同情的悲情。

我相信你的小说还会引起轰动和追捧，但是你的读者有很多还是十七八岁、二十多岁的孩子，他们的价值观会不会因此受到影响。

如果女孩子觉得「徐畅畅」这样在镜头前面扭扭腰、发发嗲，就能几十、几百万的赚钱，那整个社会的价值体系不就崩塌了吗？

怎么越讨论我越有点心惊胆战的感觉……”

张潮笑道：“再讨论下去，《十月》杂志社会不会干脆把《画皮》退稿了。”

一句话说出来，一直稳坐钓鱼台，一言不发的王占军都惊动了，连忙道：“今天是纯粹的学术讨论，《画皮》我们肯定会刊发！

不过大家的担心也是有道理的，文学作品一般也要考虑社会影响。

我听说每次你的作品一发，《当代》《收获》都会收到数以千计的读者来信。

还有记者也会采访杂志社的编辑，所以进行这次座谈会，也是希望所有人有个思想准备。”

张潮点点头，继续道：“刚刚说‘文学是镜子’，确实不够准确。

我再阐述一遍——文艺复兴不是靠但丁的十四行诗推翻教会的，靠的是威尼斯商人的金币、佛罗伦萨银行家的汇票、古登堡印刷机的油墨。

所以文学从不‘解决’危机，它只做两件事——”

张潮停了下来，当着所有编辑的面，竖起两根手指，缓缓道： “第一，证明危机存在；第二，证明人类配得上这种危机。”

这句话如惊雷般从《十月》杂志社会议室的上空闪过：先是一道闪光，然后轰隆隆的震动声从不可见、不可知的远方传来，越来越清晰，最终像鼓槌一样敲在所有人的耳膜上，久久回荡。

文学的目的究竟是什么？

这个问题人们追问了两千年，也回答了两千年。

从「文学（悲剧）通过引发“恐惧与怜悯”

实现情感的净化」，到「文学要揭示终极真理」，再到「文学是“社会风俗史”

，揭露金钱对人性的腐蚀」，此外还有「文学是“匕首与投枪”

」，「文学捕捉瞬间的美与哀愁，延续传统美学精神」，「文学应抵抗娱乐至死的浅薄，重建深度思考」…… 每一次追问，每一次回答，都是在这个古老的艺术题材的洪钟大吕上敲击一次，发出振聋发聩的巨响，让整个时代颤抖。

但能做出这种回答的作家古往今来凤毛麟角，绝大部分人——包括那些顶顶优秀的——也只会引用前辈的名言，而不是自己发声，更遑论进行阐释了。

原因无非就是两点，一是要超越前人的经验不易，二是凝练自己的观点太难。

毕竟这个命题太过于宏大，想要用短短一两句话来浓缩，很容易就显得轻浮而偏颇。

但是张潮今天在这间小小的会议室，却说出了自己的答案，不仅凝练、隽永，而且足够深刻—— 「文学只做两件事：第一，证明危机存在；第二，证明人类配得上这种危机。

」 王占军此刻再也保持不住仪态了，他放下茶缸，翻开面前原本只想做做样子的皮质封面的笔记本，又拔了钢笔帽，用最粗的笔锋在纸上写下了这行字。

然后他坐直身子，语气郑重地问道：“还是请详细说说看吧，相信大家都很好奇。”

张潮也拧开一瓶矿泉水，喝了一口以后才道：“其实半年前我在思考这些短篇小说的创作时，也一直在问自己——为什么要写它们？

一直到我得出了刚刚的结论，我才动笔写下第一行字。

中世纪的人为‘死后能否上天堂’失眠；19世纪的人为‘爱情能否超越阶级’痛苦；今天的人为卷不过其他人而懊悔；明天的人会为‘滤镜关掉十秒会不会掉粉丝’焦虑。

这些精神危机本质相同的——人在试图超越自身局限时必然跌倒；但跌倒本身，就是超越的证据。

刚刚杨师姐问我‘难道要纵容物欲吞噬人性？

’我以前对别人说的答案是‘物欲会吞噬人性是因为物质化的程度还不够，如果物质足够丰富，人性就可以驾驭物质。

’ 这个答案我没想改口；但我今天更想说的是，‘恐惧物欲吞噬人性，恰恰是当代中国文学的精神危机！

’ 我们总在怀念沈从文笔下的湘西、汪曾祺记忆里的高邮，莫言魔幻的高密东北乡，贾平凹视野里的欲望交织的陕西农村，当然还有陈忠实那不朽的‘白鹿原’…… 我们总是在哀叹乡土文明消逝，却忽视了这片土地当下发生的故事。

文学如果只愿做农耕文明的守墓人，又如何书写正在发生的史诗？

我最早以为这是因为中国的农耕历史太漫长、文明积淀太厚重，才让大家的这支笔写不出今天的小说。

现在我渐渐明白了，是时代的车轮太快，有些东西稍纵即逝，往往作家们还没有抓住就溜走了。

就像‘固定电话’，90年代开始普及，本世纪初达到巅峰，随即开始一路走低。

到今天，即使家里有固话，谁又能打几次？

我们在美国、日本文艺作品里经常看到的电话元素，比如最简单的‘来电留言’，在中国都还没有形成某种‘文化意象’，就从身边溜走了，这实际上颇让人无所适从。

但这些只是表象，只是外物。

就像我的这篇小说，人物灵感来自于《包法利夫人》一样——1850年的法国，也是一个一切都在迅猛变革的时代，为什么福楼拜可以抓住那个转瞬即逝的间隙，创作出不朽的经典？

因为他真正克制住了塑造一个宏大世界或者伟大人物的冲动，肯‘坐到’这个庸常无趣的女人身边，把她的精神世界和洪流般汹涌的外部世界联系在一起，挖掘出了她内在的生命力，从而折射了当时整个法国社会施于她的不公。

于是藏在飞速丰富起来的物质下真正的精神危机就浮现了出来。

福楼拜直面了那个时代！

但在大部分情况下，我们的一流作家们还习惯去写‘非常人’与‘非常事’——当然，他们往往以为自己写的是平常人，只不过比平常人长得漂亮点、性格坚强点、人品善良点、意志坚定点…… 我不想写这样一个什么都比‘平常人’强一点的‘平常人’，所以有了《画皮》，所以有了「徐畅畅」，有了「江爷」，有了「李默」。

我相信读者作为群体，拥有足够的智慧，不至于把《画皮》当作一首物质的颂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