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の栄光》这本书后面还有张潮的中篇《少年の巴比伦》，两部作品加起来20多万字，等村上春树全部看完的时候，晨曦已经漫窗帘的缝隙，在房间的边缘划出淡金色的痕迹。

他索性起身，把窗帘整个拉开。

此时朝阳的霞光已经流淌在高楼大厦的玻璃镜面上，温和得像刚融化的奶油，更远的新宿却仍浸泡在钴蓝色的夜里，仍未醒来。

如果不是楼宇间不时见到的日文招牌，村上也分不清这到底是日本还是美国。

“张潮”

这个名字他并非第一次听说。

住在美国的时候，他就在电视和报纸上多次看到这个中国年轻人掀起的舆论风潮。

他并没有特别留意。

毕竟美国媒体热爱夸张的修辞以及种族议题的敏感性他深有体会，只认为这又是一个踩中了热点的幸运儿而已。

在30年的写作生涯当中，他见证过太多文学的流星——即使曾经和他并称为“双村上”

的村上龙，虽然依旧高产，但再也没有写出一部接近《无限接近透明的蓝》的作品了。

但张潮给他的感觉却非常不同。

张潮与许多日本年轻的作家沉溺在自我中难以自拔不同，他的作品始终贯彻着一股冷静感。

作为作者的张潮并没有全身心地代入任何一个角色当中，而更像是躲在阴翳角落的观察者。

这种游离的创作态度虽然让作品不能灼热地炙烤读者的神经，甚至让读者丧失理智，与角色共舞； 但同时也给小说带来了惊人的穿透力，仿佛可以直接洞穿时空的阻隔，让村上春树这个异国的读者，也触摸到他笔下这些时代的褶皱。

村上看看墙上的钟，已经早上5点10分。

他去卫生间简单洗漱了一下，然后给自己煎了鸡蛋、烤了面包片，又冲上一杯咖啡。

一边吃着早餐，村上一边在自己的内心盘算着刚刚让他连夜读完的两个故事。

根据饭塚容写的序言，《少年の巴比伦》是张潮19岁时候的作品，而《刑事の栄光》则是去年所作。

虽然仅仅隔了2年时间，但村上却看到了一个作家的成长。

《少年の巴比伦》中那个90年代国营糖精厂，因其特殊的时代质感，在村上眼中或许会成为东亚文学某种新的地标。

但它的叙事手法却仍有些稚嫩，带有明显的炫技感，仿佛一个年轻的杂技演员在尽情地展现刚刚掌握的空翻身段。

《刑事の栄光》带给他的感觉却更加特别——小说三重叙事框架中，他看到了某种熟悉的文学基因，这种让叙述者与人物相互质疑、相互解构的手法，与其在《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中构建的镜像世界形成奇妙呼应。

无疑张潮走得更远。

当程队长从小说开始的虚构层面突然闯入现实维度时，这种叙事的穿透力已超出村上惯用的平行时空设定，让人明白真相从来不是凝固的事实，而是随着人类情绪的变化而不断流动。

关键是张潮在这部小说当中收敛了叙述的火气，将一切悲怆与愤怒都埋进了文字的深处，只在地面上长一棵结满疮疤、也开满小花的老树。

这时候村上的脑海浮现出《刑事の栄光》的结尾—— 【雪停的时候，我站在荒废的旧派出所二楼。

车棚的铁皮屋顶被风掀起又砸落在钢架上，轰响中，十年前的脚步回声依然清晰可辨。

某个被雨水泡胀的笔记本摊在窗台，末页潦草记着：“98.

4.

17晴确认死亡。”

夕阳穿透纸背，将“死亡”

二字涂成金箔，映着城市尽头永不消散的暮霭。】

“真是个好结尾啊！”

村上暗自赞叹着，毕竟写一个美妙的结尾对每一个苛待自己的小说而言，都是一种折磨。

对于村上来说，没有想好小说的结尾，他甚至不会动笔写开头。

两部小说还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张潮对“过渡地带”

的敏锐捕捉。

无论是县城“城市-乡村的过渡”

，还是程队长“80年代-90年代的过渡”

，都带有一种天然的疏离感。

这种疏离感，也正是村上春树小说的特点。

但与典型的“村上春树小说”

不同的是，张潮笔下的角色没有那种理想幻灭后的“松弛感”

，也不是“现代病患者”

，反而充满了一种野蛮的活力。

这种野蛮不是暴力，而是未被规训的生命对现代社会的粗粝解构。

“你可真是狡猾啊，让我看这样的小说。”

村上无奈地摇摇头，仿佛饭塚容就坐在他的对面。

对于已经年近六旬的他而言，读几部年轻人的小说自然不会让他改变文学的理念，哪怕是最爱的菲茨杰拉德活过来也不行。

但他也明白了老友为什么想让自己见张潮一面的原因—— 某种程度上，张潮就好像25岁的自己活在21世纪的镜像；张潮的野蛮生长，恰似他年轻时刻意压制的某种能量。

1979年，那个在国分寺爵士酒吧熬夜写《1973年的弹子球》的青年，与此刻东京公寓里读《刑警荣耀》的老人，在张潮的文字中完成了宿命般的时空折迭。

从他决心用小说寻找人生出口的同时，从此也被困在了由虚构构成的迷宫当中。

可能这就能解释为什么村上笔下的人物永远在寻找出口，渡边彻在直子与绿子之间摇摆，田村卡夫卡奔向四国的森林…… 不知不觉，早餐吃完了，时钟的指针也指向了6点钟的位置。

村上春树按照以往的规律，坐到书房里，一直写到了10点钟，直到10张稿纸都铺满字为止。

一夜未眠对精力充沛的他来说并不算什么大事，他甚至没有取消今天的跑步计划，而是穿上了运动装和跑鞋，准备下楼。

但看了一眼手机，他才发现“新着信”

提示竟然有数十条。

忍不住好奇心，村上翻开手机盖，打开其中的一条看了一眼…… “诶？”

村上难以置信地瞪大了眼睛。

这封邮件附带了一张照片，正是自己站在书店的柜台前，付款购买《刑事の栄光》的样子。

不过照片非常模糊，只能看清轮廓，应该是从监控录像当中截取到的。

「听闻您昨晚购买了张潮君的《刑事の栄光》，请问是这样吗？

」发邮件的是他一个熟悉的日本文学记者、专栏作家，叫做佐藤健一。

村长春树暗自感叹：“真是信息社会啊……什么秘密都保不住！”

又打开几份邮件，基本都是询问此事的记者和作家，他也看了给店员签名的那本《海边的卡夫卡》。

村上想了想，还是把手机放回了玄关的柜子上，继续按照原本的计划慢跑去了。

…… “所以，这就是你购买《刑事の栄光》的原因？”

佐藤健一问道。

此时，他和村上春树正坐在村上公寓附近的咖啡馆里，午后的阳光透过落地窗斜射在胡桃木桌面上，把一切都晒得懒洋洋的。

村上春树有些无奈地道：“就是这么简单。

老朋友推荐了，我就买来一看。

谁知道竟然能引发这么多人的关注。”

今天早上慢跑完成以后，他就回复了佐藤健一的邮件，简单的一个「是」字，立刻就让佐藤回复了一条「可以问问您看了多少吗？

」 村上犹豫了一下，还是决定实话实说「已经全部看完了，用了一整晚呢。

」 不到10秒钟，佐藤健一就发来了一个采访邀约，希望能尽快和村上对话，问问他对张潮作品的看法。

也不知怎的，向来不喜欢这些俗务的村上春树竟然就这么答应了——可能是看完张潮作品以后的心潮涌动，跑了整整10公里仍然没有完全平息的缘故吧。

佐藤健一道：“您可是日本文坛的大人物，张潮近年来在日本也颇有影响力。

您看他的书，当然格外引人关注。”

村上春树有些自嘲地一笑，然后道：“大人物？

真的吗？

你这么说要被传出去了，恐怕会有人不高兴。”

作为日本文坛的异类，村上被排斥已经是老生常谈的事情了。

1979年，村上春树凭借《且听风吟》获得第22届群像新人奖，同时入围了日本文学最权威的芥川奖，但最终被淘汰，大多数评委认为“村上春树小说的创作方法故意偏离了日本文学传统，文体难以确立，杂质多！”

后来，村上春树的《1973年的弹子球》再次闯入芥川奖候选，但因其有续篇之嫌，最终再遭淘汰，这也被认为是村上春树与日本文坛交恶的开始。

等村上春树铸就大名以后，他也用自己的方式报复日本文坛。

例如拒绝让《1973年的弹子球》进入《昭和文学全集》，当时《全集》的副标题已打印完毕，题为“从谷崎润一郎到村上春树”

，这让编辑吉行淳之介很难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