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立春的手指在电话按键上停了两秒，呼吸压得很低。

他没睁开眼，只把话筒贴得更紧了些。

“你立刻回京州，现在。”

他说完这句，连语气都没起伏一下，像是在通知下属开会。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接着传来一声冷笑：“哥，我正忙着处理徐江的事后摊子，这时候走？”

“我说，现在。”

赵立春声音没高，也没低，但每个字都像钉进木头里的铁钉，“省委有紧急会议，点名让你参加。”

“可我这边——”

“没有可是。”

赵立春打断他，“别让我再说第三遍。”

电话挂了。

他放下听筒，抬头看了眼墙上的挂钟，七点零三分。

窗外天光已经大亮，楼下传来秘书的脚步声。

他没动，就坐在那儿，盯着办公桌上那张父亲亲手写的纸条。

四个字：自查自纠。

墨迹干了，但压力还在。

他拉开抽屉，取出一张空白调令，填上赵瑞龙的名字和“即刻返京”

字样，盖上省委办公厅的章。

不到十分钟，这份文件就通过内部传签系统发到了京海市委办公室。

与此同时，京海市西郊游艇俱乐部三楼包间。

赵瑞龙刚放下酒杯，手机就响了。

他瞥了一眼来电显示，眉头一皱，挥手让助理出去。

“你说什么？”

他对着电话吼了一句，杯子直接砸在地上，“我现在走？

那谁去压李响那边的账目？

谁去堵那个码头工人的嘴？”

他站起来，在地毯上来回走了两圈，额角青筋跳了跳。

突然，他停下脚步，压低声音：“行，我走。

但你记着，这事没完。”

电话挂断后，他站在窗前，看着楼下自己那辆黑色迈巴赫缓缓启动。

司机已经接到通知，准备出发。

他掏出另一部手机，拨了个号码。

“老地方留一份副本，钥匙在花盆底下。”

他低声说，“账本别删，备份藏好。

等风头过去。”

说完，他把手机塞进西装内袋，整理了下领带，脸上重新挂起惯常的笑容。

推开包间门时，人已经恢复成那个从容不迫的赵公子。

两小时后，一辆挂着京a牌照的车队驶出京海市区，沿高速直奔京州。

消息传到丁义珍耳朵里，是中午十二点十七分。

安欣敲开他办公室的门，手里拿着一份监控简报：“赵瑞龙走了，凌晨四点从游艇会出发，绕开了高速收费站，走的是老省道。”

丁义珍正在看一份市政工程投标名单，闻言抬了抬头：“谁让他走的？”

“不清楚。

但京州市委办公厅早上发了份紧急会议通知，点名赵瑞龙必须出席。”

安欣顿了顿，“路线很急，连保镖都没带齐，中途还换了车。”

丁义珍把笔放下，靠在椅背上：“他走之前见了谁？”

“查到了两个电话，一个打给京海港务局的财务主管，另一个……”

安欣翻了页纸，“打给了他在城南的一个私人仓库管理员。”

“仓库？”

丁义珍眯了下眼，“哪个位置？”

“东岭路十七号，原国营纺织厂旧址，产权挂在一家贸易公司名下。”

丁义珍没说话，起身走到白板前，拿起记号笔，在赵瑞龙的名字后面画了个箭头，指向“东岭路仓库”

，又连向“码头三号仓”

。

“徐江被抓之后，他们最怕的是什么？”

他问。

“账。”

安欣答得干脆，“资金流向、利益链条、保护伞名单。

这些东西一旦曝光，不止赵瑞龙，整个体系都会塌。”

丁义珍点点头：“所以他临走前要藏东西。

不是逃跑，是转移证据。”

他转身拨通内线：“叫李响来一趟，再调两个技术组的人，我要查东岭路那块地近三个月的所有进出记录。”

安欣犹豫了一下：“要不要先报备？

万一撞上纪检的红线……”

“我们不动地，也不进门。”

丁义珍笑了笑，“就在外面转转，看看有没有夜班工人加班，有没有货车深夜进出。

合法得很。”

安欣笑了：“您这叫守株待兔？”

“不。”

丁义珍摇头，“这是等他们自己露出脚印。”

下午三点，李响带着两名便衣抵达东岭路。

那片厂区早已荒废，围墙塌了半边，铁门歪斜着挂在铰链上。

他们没进去，就在对面小卖部门口买了瓶水，坐在塑料凳上吹风。

“老板，这儿晚上有人吗？”

李响随口问。

“偶尔有车进来，都是半夜。”

小卖部老头啃着西瓜，“前两天还来了辆大货车，装了好些箱子，说是搬家。”

“搬去哪儿？”

“不知道，车牌是外地的。”

李响记下了时间，拍了几张外围照片，回来汇报时已是傍晚。

丁义珍听完，没急着下结论，反而问了一句：“赵立春今天公开露面了吗？”

“上午没开会，下午两点出现在省政府礼堂，主持了一个关于环保项目的协调会。”

安欣回答，“全程表情正常，没提赵瑞龙半个字。”

丁义珍轻轻敲了敲桌面：“说明家丑还没外扬。

老爷子那一巴掌，打得够狠，但还没掀桌子。”

他站起身，走到窗边。

夕阳正落在城市高楼之间，把整片天空染成橙红色。

“他们想悄悄收场。”

他说，“可事情已经出了京海，就不是关起门来说几句‘自查’就能抹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