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刚蒙蒙亮，丁义珍把笔记本从抽屉里拿出来，翻到扉页，用钢笔重重写下一行字：“42公里=被遗忘的距离。”

合上本子，塞进帆布包，顺手把急救包、手电和那张手绘地质图也装了进去。

台灯还亮着，照着桌上半块没吃完的红薯干，干得像块石头。

县委办的人八点半才来上班，他七点就出了门，绕过县委大院那块“环金山风景线”

的喷绘板，径直走向农机站。

拖拉机司机老吴正蹲在车头前抽烟，看见他愣了一下：“丁县长？

这车去岗子坪，路可不好走。”

“我就去那儿。”

丁义珍跳上车斗，拍了拍铁皮，“顺路，柳树沟、石门寨也走一趟。”

老吴吐掉烟头：“柳树沟倒还好，石门寨前天塌了山，路断了。

老孙头咳血，没人敢送他下来。”

丁义珍点点头：“那就更得去了。”

拖拉机突突突地发动，一路颠得人牙打颤。

车过半山腰，信号断了，手机成了摆设。

丁义珍靠在车斗边，望着窗外越来越窄的山路，心想，这哪是路，这是挂在山腰上的绳子。

柳树沟小学的墙还在，那行粉笔字也没擦——“距县城42公里，近十年无外人来”

。

丁义珍下车时，几个孩子正蹲在门口啃红薯。

看见他，都愣住了。

“你还记得我吗？”

他问一个扎辫子的小女孩。

女孩点头：“你背我妹妹下山的。”

她妹妹躺在床上，脸还是蜡黄的。

父亲坐在门槛上，手里攥着一把斧头，面前堆着几根柏木。

“卖钱？”

丁义珍问。

男人没抬头：“药费欠了八百，村里借遍了。

祖坟边的树，砍了三棵了。”

丁义珍没说话，掏出随身带的两百块钱塞过去。

男人推回来：“不能要。

你上次来，已经帮了大忙。”

“这不是救济，”

丁义珍把钱压在炕席底下，“是预付款。

等路修了，我请你当护路员。”

男人抬头，眼里有了光。

丁义珍转身走出院子，抬头看天。

云压得很低，山风带着湿气。

他知道，雨快来了。

岗子坪小学比柳树沟还破。

教室顶上搭着塑料布，雨水顺着裂缝滴进搪瓷盆，叮咚作响。

老师姓陈，三十出头，一个人教四个年级。

“县里不批修缮款？”

丁义珍翻着那份被退回的申请。

“理由是‘不在风景线路线上’。”

陈老师苦笑，“可我的学生，天天在‘风景’里淋雨。”

丁义珍把申请拍进包里：“下次开会，我带上。”

陈老师摇头：“李书记说了，优先发展旅游经济。

教育经费要压缩。”

“那他知不知道，”

丁义珍看着漏雨的屋顶，“孩子连字都看不清，怎么考大学？”

没人回答。

去石门寨的路果然断了。

丁义珍和老吴徒步翻山，走到半下午才到村口。

村医是个六十多岁的老头，正蹲在门口熬药。

“老孙头呢？”

“在屋里躺着，咳了一早上了。”

村医叹气，“想去县医院，可这天，谁敢送？”

丁义珍一脚踹开门。

老人蜷在炕上，嘴角带血，呼吸像破风箱。

他看见丁义珍，愣了一下：“你……是县政府的？”

“我是丁义珍。”

“哦……那个背孩子下山的。”

老人咧嘴笑了下，又咳出一口血，“你来得正好，帮我带句话给我儿子——别回来，山里没活路。”

丁义珍二话不说，蹲下身：“上来，我背你。”

“别……我这身子，重。”

“你轻得很。”

丁义珍把他架起来，“比我在部队背的沙袋轻多了。”

六公里山路，全是泥。

雨开始下，越下越大。

丁义珍的裤腿糊满了泥浆，肩膀被老人的血染红了一片。

老吴在后面跟着，手里举着伞，根本挡不住雨。

走到第三公里，老人迷糊了，嘴里喃喃：“不怪路远……怪命短。”

丁义珍咬牙：“闭嘴，活着才有命。”

最后一段是下坡，滑得厉害。

丁义珍一脚踩空，膝盖磕在石头上，疼得眼前发黑。

但他没松手，硬是拖着老人往前挪。

救护车是县中医院派来的，停在岔路口。

医生一看老人情况，直接推进车里。

丁义珍爬上车，从包里掏出笔记本，翻到空白页，用铅笔写：“李达康的路图上，没有病人。”

字写得歪歪扭扭，被雨水晕开了一点。

医生看他：“你肩膀流血了。”

“没事，蹭的。”

丁义珍把本子收好，“这人得住院，费用我来想办法。”

回到县城，已经是晚上八点。

县委大院空荡荡的，只有李达康办公室还亮着灯。

丁义珍直接推门进去。

李达康正在看文件，抬头看了他一眼：“怎么搞成这样？”

丁义珍没说话，把包打开，先拿出三村的照片，一张张摆在桌上——漏雨的教室、砍柏树的父亲、咳血的老人、泥泞的山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