荷里活道，港城三大古董街道之一，在阳光下闪烁着历史的光芒。

漫步其中，置身于一个充满神秘和魅力的世界。

另外两个地点分别是摩罗街和鸭寮街，各自都有着独特的气质和故事。

摩罗街以老鼠货为主，就是贼赃，暗藏着无数不为人知的秘密和险恶。

那些偷来的珍宝在此易主，每一件都承载着复杂的过往。

而鸭寮街早期是电器跳蚤市场，古董是后面时期才加入的，更像一个不断进化的生命体，随着时代的变迁而改变自己的面貌。

原本荷李活道的周边布满了华夏人居住的小村落，宁静祥和，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然而，随着米国人的到来，这份平静被打破了。

为了满足米国人的猎奇心态，人们开始变卖玉器和古董。

那些曾经被视为传家宝的珍贵物品，如今成了交易的筹码。

每一件流失的文物都像是一声叹息，诉说着时代的无情。

1949 年 5 月，大陆另一个政府撤离，犹如一场巨大的地震，震撼了整个华夏。

大批拥有资金的资本家和古董商人纷纷南下港城，他们带着对未来的忧虑和对财富的渴望，踏上了这片陌生的土地。

比如著名古董商仇焱之先生，就在 1949 年关停了沪上的业务，到了港城继续经营古代陶瓷。

他的眼神中既有对故土的留恋，也有对新天地的期待。

每一件陶瓷都仿佛是他与过去的联系，是他在乱世中守护的一份执着。

北平大藏家郭葆昌虽在 1942 年去世，但他的大量藏品也在此时经由其儿子郭昭骏带往港城。

郭昭骏背负着父亲的遗愿，小心翼翼地保护着这些珍贵的文物，它们不仅是家族的荣耀，更是民族的瑰宝。

其中就包括了乾隆“三希堂”

里的二希——《中秋帖》和《伯远帖》，也被带到了港城。

这两件稀世珍品，承载着数百年的历史，见证了无数风云变幻。

它们的到来，犹如两颗璀璨的明珠，为港城的文化舞台增添了无限光彩。

然而，在这繁华背后，又有多少人能听到这些文物无声的哭泣？

它们离开了故土，漂泊他乡，命运未卜。

这些流失的国宝，是否还能有重回故里的一天？

这个问题，或许只有历史才能给出答案。

从 70 年代开始，港城经济如同一颗冉冉升起的明星，照亮了整个亚太地区。

这座城市的繁荣不仅体现在高耸入云的摩天大楼上，更反映在人们日益丰厚的钱包里。

随之而来的是一批新兴的富豪阶层，他们不再满足于单纯的物质享受，而是将目光投向了更为高雅的精神追求。

收藏，成为了这些有闲有钱人士的新宠。

他们中有人痴迷于青铜器上斑驳的岁月痕迹，有人迷恋瓷器釉面上流转的光华，还有人沉醉于古籍字里行间的智慧结晶。

这群人不惜重金购买珍品，将自己的家居点缀得如同小型博物馆。

他们的收藏不仅是财富的象征，更是文化品位的体现。

1976 年，随着那场席卷大陆的红袖标运动落下帷幕，文物艺术品交易的禁令也随之解除。

这无异于打开了一扇尘封已久的大门，大量珍贵文物如同决堤的洪水般涌向港城。

有的是通过合法的民间交易渠道，有的则是借助暗中的走私网络。

荷里活道，这条古老的街道，成为了这股文物洪流的主要汇集地。

一时间，港城犹如一个巨大的磁场，吸引着四面八方的文物。

从北方流传下来的青铜器，江南水乡孕育的精美瓷器，西部高原上的藏传佛教法器，无一不汇聚于此。

港城俨然成为了一个庞大的文物交易市场，更是华夏文化瑰宝的集散中心。

随着文物艺术品收藏和鉴赏活动在港城渐成时尚，各行各业的精英人士纷纷加入这个圈子。

企业家们将收藏视为一种投资，医生们将其当作精神寄托，文化名流们则将其视为延续文化传统的使命，而艺术家们更是从中汲取创作灵感。

这种风潮席卷了整个上流社会，使得收藏不再是少数人的专利，而成为了一种普遍的社交活动和身份象征。

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各种收藏家组织如雨后春笋般涌现。

“敏求精舍”

和“求知雅集”

等组织成为了这个圈子里最负盛名的存在。

这些组织不仅仅是收藏家们互相交流的平台，更是学习、研究和鉴赏的殿堂。

他们定期举办展览、讲座和交流会，不仅提高了会员们的鉴赏水平，也为整个收藏界注入了新的活力。

在这波收藏热潮中，一批享誉海内外的港人大藏家脱颖而出，如：张宗宪、杨永德、赵从衍、徐展堂等。

80 年代伊始，荷李活道的古董市场如同一颗璀璨的明珠，在港城的街巷中熠熠生辉。

店铺橱窗里，那些高古陶瓷的釉色在阳光下流转，玉器的温润光泽更是让人心醉神迷。

每一件展品背后，都仿佛诉说着千年的沧桑故事。

此时的华夏与米国正就港城回归问题展开漫长谈判，政治的不确定性如同一片阴云，笼罩在这座城市的上空。

这种微妙的政治氛围，却意外地催生了一股移民潮，那些即将离开的人们，纷纷将祖辈传承的古董家具变现，使得荷里活道成为了一个巨大的文物集散地。

在这样特殊的历史机遇下，古董店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短短几年间，竟然发展到了三百余家之多。

每一家店铺都在不断扩张规模，货架上摆满了明清家具、宋元瓷器、汉唐玉器，琳琅满目，让人目不暇接。

这条古色古香的街道，每天都吸引着形形色色的买家。

他们中有本土的富商巨贾，也有内地远道而来的收藏家；有来自樱花国的古董商人，眼光独到，出手阔绰；有来自湾湾的文物爱好者，对传统文化怀着深深的眷恋；还有远渡重洋的欧美收藏家，他们虽然看不懂中文标价，却对东方艺术充满了无限向往。

这些海外买家因为种种政治因素，无法直接前往华夏大陆采购心仪的藏品，只能将全部希望寄托在这条充满机遇的街道上。

每一天，他们都在这里细细搜寻，期待能够寻找到自己梦寐以求的珍品。

荷里活道就这样，成为了一个连接东西方艺术的桥梁，在这里，每一件流转的文物都在书写着属于自己的传奇故事。

到了 90 年代，随着政策的逐渐开放，越来越多的大陆收藏爱好者也开始将目光投向这片沃土。

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就是知名收藏家马某都。

他曾经无比自豪地向人们讲述，他珍藏的那件唐代邢窑盈字碗，正是在 90 年代初期，在荷里活道的一家不起眼的古董店中意外寻获的。

这件稀世珍品的出现，更加坚定了人们对这条古董街的信心。

还有，曾经担任沪物馆馆长的马源，是国家级的顶级鉴定专家，之前他让宋敏带给自己看的那 14 件编钟照片，就是在荷里活道捡漏到的。

当时他的心脏不由自主地加速跳动，手指轻轻抚过青铜表面，感受着那份沉甸甸的历史气息。

这批编钟通体呈现出古朴的青灰色，钟身上的纹饰精美绝伦，一看就知道出自名匠之手。

马源心中暗暗盘算，这批国宝级文物绝不能让它流失海外。

听说后来马原找家人朋友东拼西凑了 100 万港币，重金买回了沪上。

为了凑齐这笔钱，他变卖了自己珍藏多年的古籍，甚至连妻子的首饰都典当了出去。

而现在这件宝贝，成了沪上博物馆的镇馆之宝。

第二次捡漏，是在 1995 年，马源在港城古玩市场的一家店铺里，被一道幽幽的寒光吸引，仔细一看，竟认出了这是越王勾践儿子的宝剑。

他的心跳骤然加快，手心渗出细密的汗珠，生怕自己的激动会暴露这把宝剑的真实身份。

可是店主却表示，这把剑早已被小鬼子富商看中，并且花 150 万预定。

这个消息如同一记重锤，击打在马源的心上。

他望着这把承载着吴越文明的古剑，眼中闪过一丝痛惜。

为了不让国宝流失到日本，马承源便回国四处求人，甚至登上报纸呼吁。

他日夜辗转难眠，就连做梦都在想着这把即将远走他乡的宝剑。

他给各大博物馆写信，四处奔走呼号，就连老友见了他，都能从他疲惫的眼神中读出那份焦虑。

功夫不负有心人，最终，杭钢铁集团站了出来，出资 136 万港币拿下宝剑，后来成为了浙江省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之一。

每当马源回想起这段经历，总是感慨万千，庆幸这两件国宝没有流失海外，而是留在了祖国的土地上。

陈阳漫步在荷里活道上，心中不禁涌起一阵感慨。

曾几何时，这条古董街曾是华夏文物交易的重要枢纽，如今却已物是人非。

街道两旁，那些曾经熙熙攘攘的古董店铺大多已经关门歇业，橱窗里积满了厚厚的灰尘，仿佛在诉说着昔日的辉煌。

偶尔还在经营的店铺里，店主们眼神黯淡，柜台上摆放的藏品也大不如前，少了那份令人心动的珍稀。

后世他来到这里的时候，这些传承了半个多世纪的老店，如今已经传到了第二代、第三代的手中，但新一代的经营者们似乎也无力挽回颓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