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公报》1837年8月刊 《1837年的巴黎音乐季》 海因里希·海涅 我已经说过了，今年夏天的巴黎过于闷热，然而这股热浪并非全是来自于天象，而是来自某位名叫李斯特的青年。

他的每一场音乐会都像是一次灾难性的火灾：轰轰烈烈，火星乱窜，观众席上全是呕吐与尖叫。

巴黎的淑女们在他的演奏下仿佛被电击一般颤抖，然后倒在椅背上，用手帕掩住脸，仿佛自己刚刚完成了一场殉道。

啊！

倘若圣女贞德能在此刻复活，她恐怕会羞愧于法国妇女这种歇斯底里的幻象。

但请不要误会我。

我并非是在否认李斯特的才华。

恰恰相反，我愿意承认，他的双手确实能够制造奇迹。

只是这种奇迹更像是布道会上的癫痫发作，而非艺术的启示。

技巧的精湛，精准的按键，与弦乐器的融合，将人转化为共鸣乐器，现如今，这都被称赞和颂扬为最高尚的艺术境界。

钢琴大师们像蝗虫过境一样，每年都大批的涌入巴黎，与其说他们是为了赚钱，倒不如说是为了在这里扬名立万，以便在其他国家获得更丰厚的经济回报。

巴黎就像他们的牌，他们的名声在这里可以通过巨大的字体印出来。

我说，他们的名声在这里可以读出来，是因为正是巴黎的媒体，向轻信的世界宣扬了这一点，而那些艺术大师们正是利用报刊和记者的大师。

他们知道如何对付即使是最耳背的人，因为人总是喜欢受到奉承，甚至愿意为此扮演保护者的角色，一只手洗白另一只手，但更肮脏的手很少是记者的手。

为了这些虚荣的奉承，记者们宁愿变成上当受骗的傻瓜，只为得到与艺术家结交这一虚幻的现实作为回报。

现如今，人们总是在谈论媒体的贪婪，但他们大错特错。

相反的，媒体通常会被欺骗，尤其是在那些著名的艺术大师身上。

这些艺术大师声名卓著，或者说，他们自己或者他们的兄弟和母亲花了大价钱刊登让他们出名。

他们如此卑微地乞求报社哪怕是最微不足道的赞美，他们如此扭曲和下流，这几乎令人难以置信。

我不止一次亲眼目睹过，那些著名的音乐家们是如何卑躬屈膝地拜倒在音乐杂志主编的脚下，在他的面前匍匐前进，挥舞着手臂，只为在他的杂志上获得些许赞誉。

与此同时，当这些声名显赫的演奏大师们踏出编辑部的大门后，便立马如同凯旋的王子，在欧洲各国的首都都受到敬仰，这是多么荒诞的事实？

在前述音乐报纸的办公室里，我曾经遇到一位衣衫褴褛的老人，他自称是一位著名音乐家的父亲，并请求杂志编辑刊登，重点介绍他儿子艺术生涯中的一些高尚之处。

譬如，这位名人曾在法国南部某地举办过一场音乐会，广受好评，并将所得款项用于一座濒临倒塌的古老哥特式教堂。

还有一次，他为一位因洪水失去一切的寡妇演奏，又为一位失去了唯一一头牛的七十岁校长演奏，等等。

在我与这位仁慈之人的父亲进行长谈时，这位老人天真地向我承认，儿子确实没有尽力为他做事，有时甚至让他挨饿。

但是出于朴素的道德观念，我倒想劝劝这位音乐名人，在他为寡妇和老校长演奏之前，最好抽空为他老父亲那条破旧的裤子办一场音乐会。

艺术的最高境界是什么？

是精神自我意识的自由。

事实上，这种自由的自我意识艺术的本质主要是通过处理方式、通过表演形式，而非是通过题材来展现的。

相反的，我们可以肯定，那些选择自由和解放本身作为题材的艺术家，通常心胸狭窄，思想桎梏，奴性深重。

这种观察在今天的德意志诗歌中同样如此，我们惊恐地发现，那些最肆无忌惮、最桀骜不驯的自由歌者，在阳光下，大多不过是些心胸狭窄的庸人，是些辫子从红帽子下露出来的小蜉蝣。

如果歌德在世，想必会这样评价他们： 笨苍蝇！

它们多么愤怒！

它们嗡嗡作响，厚着脸皮， 把小小的苍蝇屎， 滴到暴君的鼻子上去！

亲爱的读者，请原谅我用这些绿头苍蝇来取悦您，但它们那令人厌烦的嗡嗡声，最终会让即使是最有耐心的人也忍不住拿起苍蝇拍的。

身为一名尽职尽责的记者，请允许我向您介绍一些好事情。

在圣殿大街的历史剧院，最近举行了法语版《图兰朵》的初演，由亚历山大·仲马作词，亚瑟·黑斯廷斯爵士作曲。

在这里，我们必须注意到诗人和作曲家之间志同道合的精神。

他们都懂得如何通过认真、高尚的努力来提升自己的天赋，并且更多地通过外部训练而非仅仅依靠内在的独创性来自己。

因此，他们两人从未完全屈服于邪恶，而独创的天才有时会如此。

他们总是创作出一些令人耳目一新、优美动听、令人尊敬、学术性强且经典的作品。

他们两人都同样高尚，都是值得尊敬的人物，固然在今年的音乐季中，梅耶贝尔和柏辽兹的缺席令人感慨，但是在一个黄金吝啬地隐藏自身的时代，我们不应该轻蔑地批评流通中的白银。

而在此刻，巴黎的音乐厅犹如被某种无形的瘟疫入侵，人人嘴里喊着“李斯特”

，仿佛这名字就是某种救命的祷词。

可笑的是，那些自命不凡的音乐记者，竟然心甘情愿做起了李斯特的传教士。

他们在报纸专栏里写下长篇累牍的谎言，把他的咆哮称作天籁，把他的眩晕叫作陶醉，把他的疯狂形容为灵感。

这些纸张一旦传到外省，那里的乡绅们便以为巴黎已经发明了一种新的宗教，信徒是绝望的妇女，神迹则是听众的集体性昏厥。

然而，我必须再次声明，我并不是要否认李斯特的才能。

我只想指出，这种才能如果继续以这种方式耗散下去，迟早会像廉价的焰火一样熄灭。

它只能照亮巴黎的一夜，却无法温暖整个欧洲的冬天。

与之相比，塔尔贝格的艺术就显得更加稳健。

他在艺术上展现出了与生俱来的机智。

他的演奏如此绅士，如此富裕，如此得体，如此毫不矫揉造作，毫无那种掩饰内心沮丧的自吹自擂，而这种沮丧我们在某些演奏家身上却屡见不鲜。

健康的女性都爱他。

病弱的女人对他同样深情，尽管他没有用钢琴演奏前的癫痫发作来博取她们的同情，尽管他既没有让她们兴奋也没有让她们激动，他并不像李斯特那样需要一群晕厥的女听众来证明自己的伟大。

他安静地坐在琴前，让十指织出一张轻纱般的网，把旋律温柔地罩在听众头顶。

他的演奏没有烟火，却有炉火，没有癫痫，却有秩序，没有呼喊，却有回声。

他的艺术是真正的资产，不是可以随意挥霍的纸币。

健康的女士们爱他，病弱的女士们也不讨厌他，这本身就是一种奇迹。

我只喜欢一个人胜过他，那就是肖邦，但他更像是一位作曲家，而非一位演奏家。

听肖邦，我完全忘记了他精湛的钢琴演奏，沉浸在甜蜜的深渊之中。

他的音乐，在痛苦的甜蜜中，既深刻又温柔。

肖邦是一位伟大的天才作曲家，他应该与莫扎特、贝多芬或罗西尼相提并论。

不过，我必须提醒读者们一个容易被遗忘的事实：这位如今在巴黎赢得不少喝彩的塔尔贝格，当年在伦敦爱乐协会里，还只是亚瑟·黑斯廷斯爵士的替补钢琴手。

是的，当时只有黑斯廷斯缺席，塔尔贝格才会得到上场的机会。

巴黎人或许会觉得这只是偶然，但是在伦敦人眼中，这却是对实力最直白的排序。

谁能想到，昔日担任替补钢琴手时的小心谨慎，竟成了今日的长处？

而真正的主角黑斯廷斯，却早已宣布不再公开演奏，把舞台慷慨地让给了别人。

而当初，令黑斯廷斯让出舞台的对象，便是弗雷德里克·肖邦。

尽管如此，他的名字并未就此消失。

他的《钟》依旧在乐谱铺子里畅销，他的旋律依旧在学琴的孩子们指尖里摇曳。

当《钟》在沙龙里响起，整个房间都会骤然安静。

李斯特的琴声能让人尖叫，塔尔贝格的演奏能让人微笑，而黑斯廷斯的曲调，却能让所有人肃立，好似在见证某种不可抗拒的命运。

我已将塔尔贝格先生和亚瑟·黑斯廷斯爵士列为本季最杰出的钢琴演奏家。

前者因钢琴演奏获得礼遇，后者则因个人品性获得了最高的赞誉。

我如实地向读者们汇报，我已将黑斯廷斯推选为史上最伟大的钢琴演奏家之一，并将他与历史上最著名的钢琴演奏家们相提并论。

弗朗茨·李斯特与这位雷神相比，只不过是一个风之偶像。

黑斯廷斯能像捆绑白桦树枝一样捆绑风暴，并用它们来驯服大海，而李斯特做不到。

钢琴家的伟大并不仅仅在于他能敲出多少个音符，或者他能把一台可怜的乐器折磨得像是被车轮碾过的猎犬似的，真正的伟大，往往在于他的心灵修养。

黑斯廷斯从不在沙龙的门口摆出癫狂的姿态，也不会为了报纸上的一段廉价赞美而低声下气。

他的谦逊并非虚伪的假面，而是发自内心的沉静。

他不愿让自己成为舞台的走马灯，而宁愿将艺术当作一种礼物，郑重地交付给世人。

在巴黎，多少音乐家为了几句赞词甘愿像古罗马角斗士般卖弄血肉，多少人为了登上舞台，不惜把朋友的名字贬低得一文不值。

而黑斯廷斯呢？

他在事业最辉煌的时候宣布不再公开演奏。

他的退隐不是出于怯懦，而是出于节制。

他愿意把掌声留给别人，把沉默留给自己。

塔尔贝格先生曾在一次私下的谈话里坦言：“如果不是当年在伦敦爱乐协会里替补亚瑟·黑斯廷斯爵士，如果没有亲眼看见他退位让贤，我永远也不会理解什么是真正的风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