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教士乔装打扮，甚至深入到山西内地，令乾隆帝震惊不已。

嘉庆、道光以来，国内民变四起，西方传教活动更加活跃，清廷对禁教更是有心无力。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根据中法《黄埔条约》，西方传教士可在五个通商口岸内自由传教。

实际上，传教士的活动早已不再局限在五个通商口岸。

洋人虽然至今不能进入广州城，但传教士却早已进入广州，在城内修筑教堂、学校、福利院、医院等，吸引了上千名教民。

福济堂是座天主教堂，归法国人所有。

此时，法国总统为路易.

波拿巴，即拿破仑一世的侄子。

波拿巴得到天主教会的支持，当选总统后对教会投桃报李，大力支持教会的对华传教活动，甚至叫嚣“传教利益高于商业利益”

。

广州百姓对教民恨之入骨，而福济堂正是教民的庇护所，也是法国天主教在华南开展传教活动的大本营。

法国传教士为了吸引百姓入教，无所不用其极，教民良莠不齐。

王大彪劣迹昭彰，在法国人庇护下竟然成了教民首领，由此可见教民群体的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