秘书告诉出来查看的刘海洋，每天被她不客气堵截在外的记者不计其数，“因为你们正在隔壁商量事，我不让她进，她都会抱怨，以为我官小脾气大，实际上她认为这有损整个公安机关的形象。”

一张名片被秘书送到刘海洋手中，然后转身正准备轻步离去，被支队长叫住。

他扭头看看局长，再认真看一眼手里的名片说，“记者来采访，《滨江都市报》报的。”

刘国权摆摆手，思绪好象还在刘海洋刚才介绍的案情分析中没有拔出来。

他对支队长说：“你告诉这个记者，现在没有什么可采访的，请他过一段时间再来，客气点。”

刘海洋说：“这是个女记者，也是名记者，昨天现场搜查她在场，知道一些情况，前段我们打黑那个案子就是她采写的，不错。

我看让她到我那屋等等，我见一下，正好我也有问题想跟这个人请教。”

刘国权沉吟一下，点头同意了。

趁在会客室等待的时间，柳雅致打开记事本，迅速添加和改动了一下原来拟定的采访要点。

在她的记忆中，采访刘海洋这还是第一次。

在新闻工作者的观点看来，实权在握的人，一般不希望迅速让公众知道一些事情，澄清事实，她认为只有得到事实真相他们才会让自己决定取舍。

因此，刚才回报社中途转变想法又返回准备直接采访支队长，请求他同意自己看看那些奇特的犯罪证据，柳雅致不抱多大希望，只是不甘心而已。

没料，秘书不客气地挡驾。

后来柳雅致把亲眼所见到的那戏剧性场面，说给刘海洋听时，不得不为超前的“合作”

意图在企图压垮她的小官僚秘书面前辩护。

这些公-安-部门之中，有一个是以管理领导健康和安全的、很难对付的秘书官僚们组成的集团。

她们眼看着一切非正常的东西从眼皮底下诞生，却一点意识也没有，她们唯一想维护的“原则”

就是领导，不像其他领导采用好言相劝的方法，以使让突然出现在面前的记者退出，小秘书采取更加直截了当的方法。

柳雅致这么描述谢小娜的方法，“她抵-制我们记者，认为一切麻烦都是我们造成的，向前推进的每一小步都很难。”

听者只笑笑，没有说话。

刘海洋是距离领导最近的人，当然随时随地先于他人领会到刘国权的脉动。

下属对他又何曾不是如此。

“请您进来。”

一位警装严整，年约20到23岁，表情礼貌中未脱尽稚气的年青警官走出来向她微笑说，“支队长请您里面谈。”

警官在柳雅致的背后关上房门。

这是一间豪华的办公室，150平方米的空间里，以支队长背后的那面国旗最醒目庄重，其他装璜和摆设也显示主人与享受生活的老板们有毫不相同的品味。

她在真皮沙发上坐下来，发觉办公桌后面的客气笑脸转变成严峻的神情。

她打开包，取出记事本和小采访机，心里七上八下。

“不必录音，也不要记，我的事情很多，只能给你十分钟，完事这里有一份东西我想给你看看。”

尽管昨天还有过接触，但刘海洋好像并不记得了，柳雅致感到了一丝尴尬，拿笔的手停在那里，“可以录音吗”

的询问也咽回了肚子里，但她也听清了支队长后面那句话，眼睛看着刘海洋听他说，“听说你一直在追踪这次案件的新闻，我也知道你这个‘名记’，那篇正在热播的打黑文章是你的大作，是不是？”

“是。”

柳雅致吃惊地抬起头，马上又低下头，尽管她对公安机关并不陌生，但她一直以为天朝的领导尤其警方领导也许跟其他高层干部一样，平时只看政府文件和警务通报，做梦都不会想到刘海洋这样的人也会知道她的报告文学。

警方这么快就有所突破，面前这个人能破例在案件尚不明朗的情况下主动接受采访，她发现点头摇头都不能准确地表达自己的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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