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卷 纵横四海 第十章 广州、深圳和香港 2013-02-09 11月1日。广州。

李思明和小刀两人下了飞机，坐车到了广州市区。小刀两年前曾经和许志强来过一次。但是他明显感觉到这两年以来广州发生了太多的变化：人们的笑脸更多了一些。身上的穿着比北京人更加洋气一些。一些人穿着打着香港标签的衣服在街上显摆，商店里的货品更丰富一些。特别是一些家用电器。明显要比北方城市丰富的多。大街上的小贩绝对比北方任何一个城市要多得多。向路人特别是外地人神秘地兜售着走私过来的电子手表等小型电子产品。

这座城市因为它靠近香港。而变得更有活力。更加具有开放精神，因为李思明可以从妇女的发型可以看出来。头发若是烫成卷发。在北方往往会被认为是作风不好。有资产阶级腐朽思想。而在广州。大街上烫着一头卷发的女青年则数不胜数。爱美之心人皆有之。而同时这里有很多的人在香港有亲戚，广州人去香港探亲时。则会大包小包地把香港的商品往内地带，香港亲戚来广州探亲，也往往会特意带一些内地买不到的彩电、收音机、电子表。

这个年代。

如果某人家里有亲友在香港甚至在海外。

那么他还会担心别人不知道，到处宣扬。

往往会惹得旁人羡慕地要死。

而在几年前人们却千方百计地捂着盖着。

不让别人知道自己有海外关系。

以保证自己的政治清白。

香港在广东人及全中国人的眼里。

意味着发达的经济和梦想过上的优裕的生活。

这在当时无可厚非。

只不过这个世界变得太快。

当时间的转轮停留在二十年之后，人们才发现香港也有穷人，内地也有大富豪。

每天都有人跑香港。

去香港逛一趟也没什么了不起的：每天也有都市香港人跑内地。

来广东度过一个周末。

然后再回香港工作。

或者在广东工作定居，也属平常。

国门刚打开一条不算大的缝，门里门外地人都急切地想打量对方，想看看对方与自己有什么不同。试探着接触。这就是八十年代初的内地与香港之间关系地真实写照。但是门缝里看人，总会有失偏颇。误会总免不了的。内地人将香港看作是天堂。并且以它为目标在不懈地努力着。而香港对内地虽然很好奇也比较亲近。但是它还保持着高度地警惕。资本总是很敏感。尤其是香港这个商业社会。

李思明和小刀两人在广州逛了两天。品尝了一下大街小巷的各种小吃、连野味也尝了不少。俗话说吃在广东。这句话说的没错。两天后，他们就离开广州去了深圳。

与香港一河之隔的深圳。

从80年经济特区正式宣告诞生之日起，就开始了它风风火火、沸沸扬扬的日子。

一支支建设大军从祖国四面八方开到深圳河畔，一群群打年轻的打工仔、打工妹从各地涌来。

深圳，这个边隆小镇。

一下子变成了一个大工地。

这里到处响着推土机、挖掘机、起重机地隆隆声。

到处可见步履匆匆的行人。

市长与打工仔一同住进低矮、潮热的工棚，一同起早贪黑出现在工地上。

没有钱。

深圳人四处奔走。

靠借贷、“滚雪球”

支撑起一座座大厦，铺设一条条马路。

“深圳速度”

就是从这时开始叫起的。

只有基础建设跟得上，才能吸引到外商来投资谈合作，要想富先修路。

也是这个时期喊起的。

深圳特区光搞“五通一平”

，每平方米投资最少要90元以上，第一期开发4平方公里，最少也要10亿元以上，加上根治罗湖水患需要的巨额资金，这对于“五子登科”

（经济特区的帽子、深圳市委的牌子、宝安县委的班子、小墟镇的底子、穷得简直不成个样子）的特区简直是一个不敢想象的天文数字。

在酝酿建立特区时。

中央首长就明确说：“中央没钱。

你们自己去搞。

要杀出一条血路来！”

但是深圳人并没有被困难吓倒。

这在当时是需要巨大的勇气和一颗坚持不懈的心。

“小刀。看到眼前地一切。你有什么感想？”李思明问道。

“感想倒是没有什么。就是觉得这里看上去挺红火的，这里的人就像老家农村修水利时搞得大会战似的。”小刀道。

“你是这什么比喻啊！不过你说得也对，对深圳人来说是个大会战。对于我来说，我看到希望。希望就在眼前就在脚下。”李思明指着前面的工地道。

“我们就在这留下来？”小刀看着那些载重上车。因为运送着泥沙而弄得尘土飞扬的大街。有些怀疑。

“当然不是现在。不过，过不了多久。咱们就会回来的。我要让这里成为我地事业崛起的地方。”李思明站在一高处自信地说到。

“那我们是不是还按照计划去香港？”小刀问道。

“香港怎么了？从死人雄里爬起来地人。去香港怕什么？”李思明说道。

“那可是资本主义世界。我听说这里有不少人偷逃到香港去了。还听说前些年有许多人被抓了回来关牢里头了。”小刀担心的说道。

深圳历史上共发生过四次大规模的外逃事件，最近的一次是1979年的一次，有谣言说英国伊丽莎白女王登基当天，香港实行大赦——凡滞港人士可于三天内向政府申报香港永久居民，深圳还在当日“大放河口”

。

允许群众自由进出香港。

后人们不胜唏嘘：1979年5月7日。

“大放河口”

的翌日，毗邻香港的20公里海面上。

漂浮着数百具尸体。

腥臊的海风抹去了这块土地上的任何一丝生气。

眼前，天空阔远。

万籁俱寂，似乎一切都没有发生过。

东起沙头角，中至下步庙。

南到红树林蛇口。

连一个人影也难以找到。

任何对深圳历史稍有了解的人，都不会否认1979年11月是一个重大的转折点——一个人口不足3万的边陲小镇，首次闯入了最高首长的视野。首长把广东作为复出后首次视察全国的第一站。广东老乡中共中央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叶帅与他同行。。

因为深圳边防部队对愈演愈烈地逃港事件几乎无力防守。广东省主要领导把这件恶性政治事件捅到了他的面前。然而令汇报者愕然的是，首长睿智地目光眺望着窗外烟尘蒙蒙的羊城街景，似乎对这个“惊天动地”地问题无动于衷。沉默了好一会儿。他才背过身，十分肯定地说了两句话：

“这是我们的政策有问题。”

“此事不是部队能够管得了的。”

这两句话让广东的领导人百思不得其解：说政策有问题。难道不准外逃的政策有变？说部队管不了，那谁又管得了？高小林在他的报告文学《突破一中国经济特区启示录》中描述道：坐在一旁地中共广东省委组织部副部长听得非常清晰。他先是惊诧，继而疑惑……

省委领导的心掉进了云里雾里、

直到10天后他离穗回京。这两句话仍然没有解开谜底。

不过，有一个人似乎悟出了他的弦外之音。

这个人就是后来奋力挑起广东经济特区改革大旗地吴，吴当时是广东省委书记后来又兼任深圳的第一书记。

不久。

吴带上秘书一杆子插到深圳田间地头进行实地调查。

吴发现了一件蹊跷的事：深圳有个罗芳村。

河对岸的新界也有个罗芳村。

不过。

深圳罗芳村的人均年收入是134元。

而新界罗芳村的人均年收入是13000元：宝安一个农民劳动日的收入为员到元，而香港农民劳动一日收入为60-70港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