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果就是这个杜之秩，在唐通领兵出关迎击李自成时，他在后面开关投降了，导致还算敢战的唐通腹背受敌不得不降。

南京都得不到消息，左良玉又怎么可能及时得到什么消息。

但可惜，崇祯折腾了一个多月，还是无果。

最后又到了四月十七日，这个消息才被从北京逃出来的原大学士魏炤乘证实。

而李自成在攻破宁武后因被打急眼不但一反常态的“遂屠宁武，婴幼不遗”，还一把火把宁武关给烧成了瓦砾则更加让人恐惧。

对明朝官员的“追赃”也很快就滥及无辜到“满街遍捉士大夫”，甚至出现了以貌取人：“见面稍魁肥，即疑有财，系颈征贿”，到最后更是发展到“民亦派纳银两，各有差等”。

崇祯也好，明廷也好，李平也好，都忽略了一个影响战争最重要的因素，那就是人的心理因素。

至于有人会说左良玉为什么不主动提前带兵绕过李自成控制区北上入京？

当时整个宁远有兵四万、民八万。

所以，崇祯就是被他自己玩死的，怨不得别人。

没错，是只有四十两。

正当李自成和他的将领们都在惨重伤亡和灰暗前景面前没有主意的时候，大同总兵姜瓖的降表居然到了，然后当大喜过望的李自成款待姜瓖的使者时，宣府总兵王承荫的降表也到了。

三月初四的连封四伯对他来说还只是统揽性的预防动作，主要是没想到宣府在当时也降了，不然他也不会在封伯时把后来点名调兵的刘泽清给单独落下。

因而北京的气氛一直并没那么十分紧张。

当度过了初期的顺利后，李自成很快就在山西，尤其是在宁武关被打得几乎怀疑人生，以至几度萌生退意。

最后实在没办法了，根本轮不到在这种大事上发言的李明睿只好公开上书把事情挑破。

二个月前，针对左中允李明睿上书把崇祯心里挠得直痒痒的那个南迁计划，崇祯在正月初十封了李平征贼将军后，接着很快就把路线、后勤和护驾等等一系列问题全都思量考虑完毕。

当然这同时也是一项政治举措，用以慑敌安民。

后人有很多说吴三桂故意磨磨蹭蹭不能说一定不对，但肯定是偏颇的。

但大同降了，整个山西突然全丢了，北京在三月初四就已经知道了，这也才有了崇祯也是明廷的一系列紧急动作。

而李自成的解决办法也很简单粗暴，他在去年十月刚攻入西安就明确提出并实施了一项后人普遍知之甚少但却影响巨大的“追赃助饷”政策。

在这样的氛围下，追赃助饷也随之达到了顶点并彻底变味，然后完全失控。

吴三桂的一度投降到后来反叛，完全就是追赃滥用和胡搞影响了对关键人物的争取。

并且又过了几天，史可法才听说了崇祯皇帝可能已经身死的消息。

而且是听说和可能，没法确定。

这是崇祯第三次考虑南迁，也是最认真的一次。

以至才到四月一日，不是什么好鸟的李自成军师宋献策都说：“天象惨烈，日色无光，亟宜停刑。”

但到四月七日，史可法才完成准备工作并亲自率兵渡江准备北上勤王。

同时，崇祯本人的重心也一直在南迁上。

这还跟李自成没有任何关系，只是为了躲避恐怖的天灾和清军的不断骚扰。

之后，崇祯又利用别的契机折腾了两次南迁，包括最后一次在三月初四惊闻大同突然投降，但还是全部失败。

就是这个时候，崇祯其实也没想到他的末日即将到来，并且连半个月的时间都不到了。

就是这个时候，崇祯其实也还是想跑的，并没有像很多人想像的那样打算直接殉节。

只是折腾了几次都没成功而已，最后实在没办法了才自尽。

仅因“追赃”而死于刑逼者的也很快就过了千。

尤其是它还完全不考虑那些明朝官吏们是否廉洁，并纵容和不受节制的使用刑罚。

当然也不能说崇祯完全没有作为。

不过，崇祯想专心北京的防务，这个时候却晚了。

而汇聚天下权贵的北京和“中堂十万，部院京堂锦衣七万或五万三万，科道吏部五万三万，翰林三万二万一万，部属而下则各以千计”的追赃助饷标准更是如同一场饕餮盛宴让尝过了甜头的大顺军们纷纷磨刀霍霍，李自成手下头号大将刘宗敏甚至一开始就制作了五千具夹棍。

当然后来有很多人说这与左良玉有莫大干系，是拥有明朝当时最大军事力量的左良玉见死不救，并杜撰出了无数有鼻子有眼的故事。

当然，如果只作为短期内的应急手段其实也无可厚非，而且还可以获得普通民众更为热烈的支持，但决不可长期和广泛实行。

但崇祯却不放心的又多此一举给唐通派了个监军太监杜之秩。

经济上艰难，政治上出现重大失策，战场上自然也好不了。

直到四月初一，以南京兵部尚书史可法领衔才发布了“号召天下臣民起义勤王捐赀急事”的南都公檄。

而且这还要考虑距北京有近九百里远的吴三桂什么时候才能接到命令。

再考虑到一点准备没有的吴三桂突然间要把全部兵民都撤出来也是需要准备时间的！

不可能说走就走。

吴三桂的出发时间再拖上一两天甚至两三天都不为过。

不过，缺粮少银的李自成却没有办法收手。

在这一系列情况下，大同和宣府的投降就既意外也不意外了。

李自成东进北京号称一百五十万，实际上却兵力很有限，连二十万都不一定有。

他是想养也养不起。

而且就这样，部队的供给还是困难重重，战斗力也不可避免的受到了直接影响。

而更离谱的是，只带了八千兵的唐通倒是很听话也很快，但崇祯很不大方的只赐给唐总兵个人白银四十两、手下兵丁每人五钱然后让他去守居庸关。

再加上此时整个北方都在连年的天灾兵乱面前苟延残喘着虚弱不堪，崇祯目前的心思又全在跑上而几乎无所作为。

但接下来，谁也没想到会发生戏剧性的转折，而且还是连神剧都不敢演的那种转折。

这项政策只从字里行间就知道很容易将代表着权贵阶层的整个知识阶级和地主阶级推到大顺政权的对立面。

所以崇祯这个命令本身问题就很大，最主要是很迟。

宣化距北京太近了！

结果，大顺军在这种疯狂面前以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速度开始腐化堕落。

虽然宣府总兵王承荫是偷偷降的，李自成的军队在三月初六抵达宣化（今张家口）时，王承荫的部下和地方官员都还不知道而一脸懵，北京在三月初六自然也还不可能知道。

而且在北京之外的地区，追赃仍在继续，影响也越来越大，新生的大顺政权迅速陷入信任危机，并以令人瞠目结舌的速度发生着剧烈动摇。

同时，一支军队一旦开始陷入严重腐化，大家也都知道会发生什么，再加上鼠疫的影响，大顺军的战斗力也开始直线下降。

后来的结果，也就广为人知了。

大顺政权的由盛转衰之快直接创造了中国古代史的记录。

所以说，在这个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种什么瓜结什么果。

善恶终有报，天道好轮回，不信抬头看，苍天饶过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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