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体重不一样，史思明就像是另一个安禄山。

他与安禄山同岁，也是营州杂胡，做过互市郎，且同样阴险狡诈。

史思明早年因负债逃亡，被奚人俘虏，却临危不惧，假装成唐朝的和亲使，对奚人说，你们如果杀了我，一定会招来大祸。

之后他见了奚人首领，长揖不拜，傲慢地说：“大国天子使见小国国君不拜，礼也。”

奚人虽然对他痛恨不已，却信以为真，不敢得罪，还派了数百人随史思明入朝。

史思明想了一条毒计，决定用这几百条人命将功赎罪。

到了平卢，他暗中派人向唐军通报消息，将这些奚人迎入馆舍，随后坑杀。

张守珪得知此事后，也将史思明当作人才，升为将军。

安、史二人自此开始，当了多年的同事。

有一次，安禄山率领史思明等人进攻契丹，昼夜行军，路遇大雨，被契丹人痛扁了一顿，几乎全军覆没，安禄山自己带着麾下20骑逃脱，马鞍中箭，鞋也丢了。

安禄山难掩怨愤，将责任归罪于两名部下，将他们斩首。

史思明此时却机智地躲了起来，他担心安禄山怪罪于他，暂时不去相见，逃入山谷20天，收集散卒700人。

等到安禄山窘迫之际，史思明才带着这支军队去见安禄山。

此时安禄山如久旱逢甘霖，拉着史思明说，有你在，还有什么可忧虑的呢？

安禄山走远后，史思明才对别人说：“我要是早几日回来，恐怕也要被杀头了。”

与老朋友史思明一样，安禄山也极其擅长察言观色，为了加官进爵不择手段。

每次朝中派使者到边地，安禄山都加以贿赂，请他们在玄宗面前美言几句，刷刷存在感。

这一方法颇有成效，经过别人的吹捧，唐玄宗也听说了安禄山这么一个“忠臣良将”

，对他多次提拔。

开元二十八年（740年），安禄山任平卢兵马使。

朝廷又授予他营州都督、平卢军使等官衔。

到了天宝元年（742），任命安禄山为平卢节度使。

早年漂泊无依的杂胡安禄山，终于有了自己的一块地盘。

为了接近唐玄宗，安禄山不断为自己塑造好口碑，甚至以欺骗手段伪造战功。

他在边界制造事端，挑起战争，迫使奚与契丹杀了唐朝和亲嫁过去的宗室之女后起兵叛唐。

安禄山出兵讨伐，还向唐玄宗邀功，上书说自己在行军途中梦见了先朝名将李靖、李勣向自己求食，于是为他们立庙，祭奠时庙堂上还出现了灵芝草，这是吉兆。

此外，安禄山几次诱骗契丹与奚人贵族聚会，然后用毒酒将他们灌醉，取其酋长之首送到长安报功，并将其余俘虏坑杀。

边境的契丹和奚族百姓被俘后有的被安禄山送到长安，有的作为他的战俘。

史书记载，仅天宝九载（750），安禄山就向玄宗献上俘虏8000多人。

这些无辜的百姓，沦为他满足玄宗骄奢之心的工具。

这就是安禄山的升迁之道。

这个威震一方的野心家，在唐玄宗面前却表现得像个憨直的胖子。

天宝二年（743），他以平卢节度使的身份第一次入朝拜见皇帝，就将拍马屁的本领发挥到极致。

他对玄宗说，去年营州闹蝗灾，臣焚香对天祷告，我若心术不正，愿蝗虫吃我的心；若体谅臣一片忠心，就让蝗虫散尽。

臣刚祷告完，北方就飞来一群鸟，将蝗虫吃光了。

这段话明显是在吹牛，可唐玄宗听了大喜，第二年让安禄山兼任范阳节度使（治幽州，今北京）。

天宝六载（747），安禄山再次觐见皇帝。

他体型异常肥硕，坐下来腹部压到膝盖上，站起来行走也不方便，进京时沿途驿站的马都驮不动他。

唐玄宗非常喜欢从西域传来的“胡旋舞”

。

跳这种舞时，舞者需要在鼓乐的伴奏下，飞速地旋转，而且旋转得越快，效果越好。

安禄山膀大腰圆，走起路来都不太方便，根本不适合跳这种舞蹈。

但是为了能让唐玄宗高兴，他竟然勤学苦练，成为跳“胡旋舞”

的高手。

每次唐玄宗来了兴致，让他跳“胡旋舞”

时，他都会非常自如地表演，而且旋转如风，那矫健的身姿，比洪金宝武打都有过之而无不及。

唐玄宗欣赏安禄山的表演，指着他肚子，开玩笑说：“你这胡人肚子这么大，都装些什么啊？”

安禄山答，别无他物，都是赤胆忠心。

唐玄宗十分高兴，又让他拜见太子李亨。

安禄山愣着不动，说太子是什么官？

玄宗说，太子就是储君，朕千秋万岁之后，他就是天下之主。

安禄山再次装傻，跪下来说，臣愚笨，向来只知有陛下一人，不知还有太子。

玄宗听了还是大喜，更加中意这个大胖子。

但安禄山的举动显然是在表演。

安禄山为官多年，岂会不懂朝仪，他明白皇帝最怕边将与太子结党，此前王忠嗣的冤案就是证明，才这样装疯卖傻。

这一年，唐玄宗已经年逾花甲，身体不大如前，精神愈发颓靡。

安禄山看出皇帝对年事已高的忧虑，在宴会上虚伪地表示：“臣蕃戎贱臣，受荣宠过甚，臣无异材为陛下用，愿以此身为陛下死。”

为了换取玄宗信任，安禄山奴颜婢膝，竟然拜小自己16岁的杨贵妃为母。

每一次进京，看到玄宗与杨贵妃在一起，他都是先拜见贵妃，再拜玄宗。

玄宗觉得很奇怪，问他为什么这样做。

安禄山回答说：“按照我们胡人的礼节，要先拜母亲，之后再拜父亲。”

唐玄宗一听非常高兴，命令杨家兄妹们与他结为兄弟姐妹。

唐朝的军事制度一开始是以府兵制结合“命将出师”

的形式，平时地方维持着小规模的军事力量，边防地区的镇戍任务主要由中央募派的健儿和府兵承担，遇到重大战争便临时任命行军总管、大总管等将领调用若干府兵，组成兵团统一作战，战争结束则“兵散于府，将归于朝”

。

对朝廷来说，这种制度的好处在于，一来可以集兵权于中央，二来可以防止将领拥兵自重，起到“将帅无握兵之重，所以防微渐、绝祸乱”

的作用。

但这样做的另一重结果也显露无遗，那就是府兵背井离乡，兵将互不熟悉，彼此都不愿卖力，导致军队战斗力急剧下降。

在此背景下，武周万岁通天元年（696）发生了契丹、奚叛乱事件。

奚、契丹在唐太宗时内附唐朝，唐高宗显庆五年（660）曾叛唐，被薛仁贵等率军平定。

但万岁通天元年（696）复叛，契丹李尽忠、孙万荣反武周，杀营州都督赵文翙，“屠吏民数千人”

，“河北震动”

。

在硖石谷之战、东硖石谷之战大败武周军，大将王孝杰坠崖而亡。

契丹兵锋直达赵州。

此后，武周联合突厥默啜消灭孙万荣，但是奚、契丹倒向了后突厥。

史学家黄永年分析这次叛乱事件时指出，由于都督府的兵力太单薄，控制奚、契丹的第一线据点营州迅速失陷，都督被杀。

接着朝廷仍以“命将出师”

的形式三度兴师讨伐，所调用的部队包括河东、关内、河南、陇右四道八个折冲府的府兵。

但府兵此时已丧失战斗力，其他加入战斗者又是未经训练的乌合之众，加之远道赴救，地理不熟，武三思、武攸宜、武懿宗等行军大总管都是不谙军事的贵戚，这导致虽然唐军在兵力上远超奚和契丹，但几乎还是每战必败，名将王孝杰甚至堕谷殒命。

最后要不是突厥突袭契丹后方，奚又和契丹携贰，从而侥幸取胜，事情将弄得不知如何收拾。

改革军事制度以安定边陲，就此才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黄永年认为，设置节度使便是唐朝军事制度改革的开始，期间经过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把原来行军大总管的权力转移给边防军事长官，出现了在军事上比都督等权力大得多的节度使；第二阶段，把所管地区甚至扩大到整个一道的地方行政和财赋大权都逐步集中到节度使手中，使节度使成为一道或一个大地区的最高军政长官。

至开元初期，范阳、平卢、河东、朔方、安西、北庭、河西、陇右、剑南等从东北到西南一线完成了节度使的设置，构建起影响深远的一道军事防线。

由此形成了边镇有兵而中原无兵（除少量禁军）的局面，为节度使拥兵自重创造了“历史机遇”

。

开元二十二年（734），幽州节度使张守珪两度率兵大破契丹，彰显了唐朝军事改革在守边御敌方面的成效。

原本面对契丹和奚的侵扰只能侥幸惨胜的唐朝，此时在东北亚已经占据了绝对的优势。